山西填湖廣人口多少

『壹』 湖廣填四川的湖廣包括兩廣嗎

兩廣是廣東和廣西。

『貳』 湖廣填四川的介紹

湖廣填四川是指發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規模的移民。根據考證表明，江西、福建、廣西等十幾個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重慶、四川經過戰亂，導致人口急劇減少。因此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廣行省人口最多。以四川成都為例，清末《成都通覽》曾記錄「現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廣佔25%，河南、山東5%，陝西10%，雲南、貴州15%，江西15%，安徽5%，江蘇、浙江10%，廣東、廣西10%，福建、山西、甘肅5%。

『叄』 歷史上湖廣填四川是怎麼回事

湖廣填四川歷史上有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兩次。由於四川在宋末元朝期間和明末時期遭受了長時間的戰亂，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屠戮，人口銳減。南宋時期四川人民在四川盆地抗擊蒙古鐵騎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經濟民生嚴重凋零，南宋時期四川人口近千萬，賦稅佔全國三分之一，可到了1282年（元至元十九年）四川人口僅有60餘萬，賦稅更是在全國排倒數，在元朝100年的統治時間里一直沒有得到好的恢復。
元末明初的湖廣填四川主要是自發行為，原來屬於徐壽輝部下的明玉珍率軍攻入巴蜀，在四川建國稱帝，由於明玉珍帶來的十幾萬部隊多是由湖北地區的農民組成，所以這應該是這次「湖廣填四川」的開始，期間又有大量為躲避戰亂的湖廣人民遷入四川，四川的人口逐漸得到恢復，至明萬曆六年（1578年）登記在冊的四川人口為3102073人（當時還沒有攤丁入畝，賦稅與人頭掛鉤，所以實數肯定要更大）。
明末清初，四川再次經歷了長時間戰亂，南明政府、張獻忠的農民軍、清軍角逐於四川盆地，這場持續三十年的戰亂更是四川人民遭受了滅頂之災。至清初順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僅有人口50萬（另一說8萬，總之這次四川人民是遭到了滅絕式的傷害，至於是否是張獻忠殺的，在這不再討論）。湖廣填四川再次展開。
明末清初的湖廣填四川持續的數十年，不光是人民自發的為躲避戰亂而遷入四川，更多人則是「奉旨入川」，當時清政府頒布了「楚民實川之詔」，很多都是整個村子的人被強行捆押至四川。所以這次的填四川規模要比前一次大得多，移民總數超過一百萬人。因此，現在的四川人十有八九都不是老川人，而是湖廣人的後裔。

『肆』 歷史上有湖廣填四川

湖廣填四川是指發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規模的移民，移民以湖廣行省、貴州行省等地為主，人口達到100餘萬。據考證表明，這次移民，江西、福建、廣西等十幾個省份的居民也在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經過戰亂，導致人口急劇減少，因此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廣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為例，清末《成都通覽》曾記錄「現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廣佔25%，河南、山東5%，陝西10%，雲南、貴州15%，江西15%，安徽5%，江蘇、浙江10%，廣東、廣西10%，福建、山西、甘肅5%。四川通志》：「蜀自漢唐以來，生齒頗繁，煙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後，丁口稀若晨星。」據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統計，經歷過大規模戰事的四川省僅餘人口9萬餘人，清朝康熙年間，經歷過兵荒馬亂，四川盆地終於平息下來，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員也開始走馬上任了。在這些躊躇滿志的官員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樣的豐肥沃土。然而當他們騎馬、坐轎趕到新的官邸以後，才發現傳說中的天府之國竟然是這般的荒涼殘破、千瘡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撫張德地憂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摺，表露出強烈的憂患意識。他說：「我被皇上榮幸地任命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員，來到這片飽受戰火摧殘的地方一展宏圖。但現在當我站在滿目瘡痍的昔日天府，增賦無策，稅款難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寢食俱廢。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報國效忠朝廷。經過幾日思索，我覺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徠移民開墾土地，重建家園，除此似無別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戶部題本》。

張巡撫還在奏摺中提及了一些移民辦法。比如，可以命令與四川相鄰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戰爭而背井離鄉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記注冊，然後由四川「差官接來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項移民政策，通過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來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龍椅上也正為全國的稅收和重建問題焦頭爛額。他接二連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摺，召集相關部門聽取有關匯報，正式頒布了一份名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詔》的詔書，下令從湖南、湖北、廣東等地大舉向四川移民。

『伍』 求歷史《湖廣填川》具體歷史情況！

「湖廣」一詞，最早是指元代設立的「湖廣行省」，相當於湘、鄂、桂及粵黔部分地區，元末明初，因連年戰亂，湖廣一帶田園荒蕪，人口減少，明朝政府將江西等省民眾遷徙至湖廣地區，允許其「插旗佔地」，明末清初，歷經戰亂的四川荒涼凋敝，地曠人稀，清政府鼓勵外省人入川墾荒，這就是廣泛流傳於巴蜀地區「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民謠的歷史背景。

湖廣填四川是指發生在中國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兩次大規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廣行省）、廣東（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遷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據考證表明，還有江西、福建、廣西等十幾個省份的居民遷入。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撫張德地經重慶到瀘州,沿途巡查,乘船組了好多天,張德地都沒有看到幾個人,為此感到好生奇怪:當地的人都到哪裡去了呢?隨從回答:都死了。 原來，明末清初的30多年間，四川境內戰亂頻發，加上災荒、瘟疫不斷，造成四川人口銳減。據考證，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來萬，重慶城（現朝天門到七星崗通遠門一帶）只剩下數百家人，重慶所轄的州縣內，有的只剩下十幾家人！ 張德地趕緊把這一情況報告給朝廷。康熙下旨，鼓勵向四川（包括重慶）大規模移民，清政府還為此頒布了一系列移民優惠政策。湖南、湖北、廣東、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盪盪往四川涌來，長達數十年的「湖廣填四川」移民活動由此拉開序幕。 《四川通志》：「蜀自漢唐以來，生齒頗繁，煙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後，丁口稀若晨星。」據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統計，經歷過大規模戰事的四川省僅餘人口9萬餘人，清朝康熙年間，經歷過兵荒馬亂、刀光劍影的四川盆地終於平息下來，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員也開始走馬上任了。在這些躊躇滿志的官員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樣的豐肥沃土。然而當他們騎馬、坐轎趕到新的官邸以後，才發現傳說中的天府之國竟然是這般的荒涼殘破、千瘡百孔。 湖廣填四川
康熙七年，四川巡撫張德地憂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摺，表露出強烈的憂患意識。他說：「我被皇上榮幸地任命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員，來到這片飽受戰火摧殘的地方一展宏圖。但現在當我站在滿目瘡痍的昔日天府，增賦無策，稅款難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寢食俱廢。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報國效忠朝廷。經過幾日思索，我覺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徠移民開墾土地，重建家園，除此似無別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戶部題本》。 張巡撫還在奏摺中提及了一些移民辦法。比如，可以命令與四川相鄰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戰爭而背井離鄉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記注冊，然後由四川「差官接來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項移民政策，通過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來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龍椅上也正為全國的稅收和重建問題焦頭爛額。他接二連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摺，召集相關部門聽取有關匯報，正式頒布了一份名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詔》的詔書，下令從湖南、湖北、廣東等地大舉向四川移民。
湖廣填四川
歷史上的「湖廣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漢族地區，如果你去訪問一些老人，問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會是同樣的回答:「我家祖輩是湖廣填四川遷進來的。如繼續問:「你是否知道為什麼你們的祖輩會有湖廣填四川的行動呢？」往往還是同樣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認為境內的漢族人的祖輩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從湖廣遷入的。而遷入的原因又是因為八大王即明末農民戰爭時張獻忠（張獻忠起義不久，即以八大王為稱）剿四川。這種說法的影響很廣深。 所謂「湖廣」，是指湖廣行省。元初時管轄今湖北、湖南、貴州、廣東、廣西、海南六省區和四川局部；元末時轄今湖南、貴州、廣西、海南四省區和湖北、四川、廣東三省局部；明朝時轄今湖北、湖南兩省。 唐代的巴蜀地區在全國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居於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經濟文化的發展仍在全國處於先進行列之中，特別是南宋時期，巴蜀地區的人口占整個南宋的23.2%，可是其財賦收入卻占整個南宋1/3，供應的軍糧也佔1/3，是南宋堅持抗戰的主要經濟基地，乃至有"蜀亡則宋亡"之嘆。 四川歷史上歷經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滅蜀、巴之後，秦移民萬家入蜀，約四、五萬人；第二次是從西晉末年開始，全國性的北方人口南遷，在此期間，鄰近四川的陝西、甘肅移民大量從秦嶺進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發生了全國性的北民南遷，在這個時候，陝、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餘個省的移民入川，這次以湖北、湖南（當時行政區叫「湖廣省」，還轄廣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達100多萬，而今民間傳說的「湖廣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淚快要流盡的時候發生的大移民，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即指這次前後長達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戰爭前期到全國解放，有不少人逃難或「南下幹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葉的三峽大移民，有許多人落戶四川。 《湖廣填四川》
那麼，為什麼會有"湖廣填四川"呢？
長期的大規模戰爭
在巴蜀軍民盡最大努力堅持了長期的抗金戰爭，終於取得了使金兵未能進入四川盆地的巨大勝利之後，又堅持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抗蒙戰爭。這場戰爭基本上是在盆地內部進行的。蒙古軍先後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擊傷而死於釣魚城下。長期的拉鋸戰使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極大的損失。從整個四川地區來看，以至有"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誌銘》，見《道園學古錄》卷二〇）的記載。這些文字難免有某些渲染誇張的成分，但經濟極度殘破，人口急劇銳減則是無可懷疑的事實。因為在近50年的拉鋸戰中，除了戰火的破壞，還有長期戰事帶來的農業生產的凋殘而嚴重缺糧，「沃野千里，盪然無民，離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疇不辟，堰務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種」（見上引吳昌裔疏），這是當時必然存在的現實。此外，宋朝官軍中也有不少軍隊在戰亂中趁火打劫，殘害百姓，或「剽掠於民財」，或「焚毀於仕族」，以至「騷動慘於敵禍，……故田裡有內敵甚於外敵之謠，此害非一日矣」（吳昌裔:《論救蜀四事疏》）。這些記載都出於當時的蜀人筆下，應當是可信的。由於以上種種原因，元代巴蜀地區的人口銳減到不足南宋時期的十分之一，具體數字見前《民族與人口》一章。 面對宋元之際巴蜀地區如此嚴重的殘破局面，元代的統治者除了實行屯田用以保證軍糧的基本需求之外，沒有採取由官方出面組織移民的措施。沒有勞動力，生產就不可能恢復。所以，在元代的將近100年間，巴蜀的經濟一直未能得到較明顯的恢復。根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的統計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賦稅收入，在全國10個非少數民族省區中居於倒數第三，僅佔全國歲入的0.96%。此外，據《元史"食貨志》的資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區之中，酒稅占倒數第三，醋稅占倒數第一，商稅占倒數第三。這種情況較之南宋時期占整個南宋王朝歲入大約三分之一的地位，簡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紅巾軍農民大起義的烈火四處燃燒，原來屬於徐壽輝部下的明玉珍率軍攻入巴蜀，以後在重慶自稱隴蜀王，再改元稱帝。明玉珍是湖廣隨州（今湖北隨縣）人，他的軍隊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區的農民。明玉珍不僅帶來十幾萬軍隊，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農民隨之進入人少地廣的巴蜀地區開墾務農。這應是著名的「湖廣填四川」的開始。如吳寬在《劉氏族譜序》中所說：「元季大亂，湖湘之人往往相攜入蜀」（見《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權只存在了兩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統一。明代初年，湖廣地區的移民繼續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萬，外地移民，特別是湖廣移民佔了這一時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緒《潼川府志》卷五所載明人王維賢《九賢祠記》所說：「元法，軍所至，但有發一矢相格者，必盡屠之。蜀人如余玠、楊立諸公堅守不下，故川中受禍獨慘。明初，中江縣開設，土著人戶業七八家，余皆自別省流來者。」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為四川人。 湖廣填四川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撫張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記錄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顧：「查川省孑遺，祖籍多系湖廣人氏。訪問鄉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難，亦必至有土無人，無奈遷外省人民填實地方。」（《明清史料丙編》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戶部題本》）所謂「湖廣填四川」這一大規模的移民運動，就是這樣開始，而在元末明初進入了第一個高潮。 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連續進行的長期的移民運動。民間的有關傳說較之歷史的真實有明顯的擴大與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張獻忠剿四川」這一歷史事件也是發生過的，民間的傳說較之歷史事實有失誤，也有一些歪曲。參見袁庭棟：《張獻忠論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這些偏差或失誤排開，就可見到所謂"湖廣填四川"原來是連續進行了多年的人口與文化的大融合，對巴蜀歷史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廣移民的後代.南宋時四川近一千萬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減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萬。1362年隨州明玉珍在重慶開創夏國，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軍滅夏後，繼續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聲，明末四川約有400萬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場大浩劫。在這個地域上，長期處於大規模的戰爭之中：1639年明末農民領袖張獻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後建立大西政權，地主武裝、清軍、南明軍一起攻向起義軍，次年十一月，張獻忠在西充陣亡，使川人死亡過半；1647至此650年，明軍內部爭權奪利，戰火不斷；1650至1659年，張獻忠余部孫可望、劉文秀進入四川，在川北與清軍激戰；1660至1664年，清軍鎮壓義軍，搜捕明軍殘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軍平西王吳三貴叛亂，攻入四川，其叛軍與清軍的「三藩之亂」歷時七年。這些戰爭持續達三十多年，地主殺起義農民，農民殺反動地主，滿人殺漢人，漢人殺滿人，「殺得雞犬不留」。
瘟疫、災害接踵而至
在大規模的戰爭中，不斷地輪番拉鋸撕殺，屍橫遍地，瘟疫隨戰亂接踵而至，「大頭瘟」、「馬眼睛」、「馬蹄瘟」、瘟疫及天災接踵而至，境內人口銳減，耕地荒蕪。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清王朝為了解決四川勞動力和生產糧食的問題，採取「移民墾荒」的舉措，全國包括湖北、湖南在內的湖廣省等十餘個省的移民相繼到四川定居，其中來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據統計這次移民的持續時間長達一百多年，入川人數約一百多萬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數達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實施「湖廣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國移民歷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廣填四川」是歷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湖廣填四川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極度稀少，需要充實。明末清初30年戰亂，四川被禍最慘。1644年，張獻忠率領農民起義等入川，12月稱帝建立政權，國號「大西」，定成都為「西京」。四川成了四戰之地：明軍濫殺，清軍濫殺，地方豪強濫殺，鄉村無賴濫殺邀功，張獻忠也有濫殺之嫌。繼而是南明與清軍的戰爭；還有吳三桂反清後與清軍的戰爭。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戰亂和屠戳。據官方統計，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萬人。一些州縣的戶口存損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殘餘人口約為60萬人。 清政府在統一後，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勵外省移民入川墾荒。如規定凡願入川者，將地畝給為永業。各省貧民攜帶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對入四川招民優惠政策與各級官吏的政績升遷、獎勵墾荒招民緊密聯系起來；在賦稅政策上實行額外的優惠。康熙下詔對移民墾荒地畝，規定五年起才征稅。並對滋生人口，永不加賦。還規定對移民原籍地當局和入四川落業定居地當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實，安排上戶籍、編入保甲。這些政策為移民創造了好的環境和條件。
麻城移民入川的條件、形式和人數
據《光緒廣安州新志》提供的數據，湖北黃、麻籍占入廣安州人數的26.64%。湖北、湖南合計約佔60%。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積極的推動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佔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條件 從地理位置來看，湖北省地理位置離四川最近，又有長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條件下，是最佳進入四川的路線了。所以湖北麻城從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進入四川落業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條件有三：一是麻城離重慶不遠；二是麻城移民歷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與張獻忠農民起義有關。張獻忠在鄂屯兵時間長，後又轉戰湖廣、江西，特別是麻城，有許多農民入伍。故張獻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張獻忠失敗後，有一部分人隱姓埋名留在四川。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縣的移民都是來自湖廣省，尤其以麻城孝感鄉鵝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設四個鄉，明成化年間並孝感鄉入仙居鄉內）為多。當時朝廷頒發「楚民實川之詔」時，基層的實施部門採取武的辦法強行捆押方式，把一個個村子圍住強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僅大地名相同，連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馬識途的祖先來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間，馬氏四兄弟從麻城奉旨墾荒，他們從長江溯江而上，到達忠州（今忠縣）境，離石寶寨十多里的彎丘和沙地壩落業，以後這里的小地名就叫馬家山和馬家灣了。馬氏四支人在這長江邊的平出村共繁衍後代千餘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蕪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鄉，以種田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葉在「湖廣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於是攜妻帶子，從長江水路進入四川，最終選在成都府的新繁縣與彭縣交界的平原上，*著水溝插占務農。三是經商入蜀。清前期湖北與鄰省四川的貿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從事貿易的劉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劉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後偕妻沿途貿易到中江定居。四是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龍安營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廣麻城人，入四川後任都司改職後，遂家於江油縣全門鄉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數 整個明末清初的移民達一百多萬人，有一半來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約有30萬人左右。麻城無疑佔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筆者查閱麻城清代歷朝縣志，對移民這件大事均無記載。據清光緒8年刻本《麻城縣志》戶口記載：明嘉靖35年冊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萬曆47年冊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冊定人口110287人。從這個數字推論，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當然這裡面還包括參加張獻忠農民起義人員在內。但估計移民人數有3萬人左右。這個數字如果屬實，佔到湖北移民人數的10%。在縣級當中應當是較多的。這還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數。如果算在一起估計不下10萬人。據四川大學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慶、合川、南溪、廣安四地58份族譜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戶，其中湖廣佔有85戶，而這85戶中有65戶來自麻城。 湖廣填四川
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對集中管理。如在雲陽「邑分南北兩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時由湖廣麻城孝感敕徙來者，北岸則皆康熙、雍正間外來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較多」。（咸豐《雲陽縣志》）對入籍移民，加強戶口管理，印照驗收，編入保甲，使其安心務農。 第二，引進新的農作物和種植技術。如麻城的紅薯、甘蔗、蠶桑、種煙等農作物和技術被移民傳至四川。 第三，促進商業發展。麻城籍商人從事山貨、糧食等重點行業，還從事鐵鍋、布行、麻行、酒行、豬行、磁器、雜糧等貨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鄰水縣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鄉甘承先率領同族移住復盛甘 家溝，歷數百年，子孫繁衍，發展成為鄰水人數較多的姓氏。現集中分布於復盛、豐禾、八耳、石永等地。並散居在縣內各地」。 第五，傳播文化。如麻城人闞昌言，是雍正8年進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陽縣知縣。他在任內「常巡視隴畝，勸課農桑」，根據四川的自然條件及經濟狀況寫成了《家事說》一書。該書就天時、地 利、人力三方面，分別講述抓緊農時、改良土壤、講究耕作技術諸多農事。 第六，移民戶與麻城保持著聯系。著名作家艾蕪的家族湯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從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帶著「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韻文來的，後代相傳。到艾蕪的父親一輩是「坤」字輩，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編排名字不夠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訪問祖先的家族，才帶回好些韻文，印到族譜里去。頭兩句是「道繼寬仁著，功昭勇智聞」，艾蕪按此韻文為「道」字輩，他被其父親取名為湯道耕。 麻城
一些縣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廣安州（廣安）「惟湘鄂特多，而黃麻永零尤盛」。據《光緒廣安州新志》提供的數據，湖北黃、 麻籍占入廣安州人數的26.64%。湖北、湖南合計約佔60%。又據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載：鄧小平的家鄉是廣安縣。前面提到光緒廣安州志載入籍廣安的湖北省黃安、麻城人約佔三分之一。而鄧小平的祖輩也可能是從麻城移居去的。據毛毛在書中介紹：「有許多研究我父親生平的人，都曾考察過我們家庭和家族的歷史。有的說我們家是從湖北遷來的移民。——連我的叔叔也說，小時聽大人說，鄧 家是從湖北遷移來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第23頁）毛毛的叔叔鄧墾在武漢工作，他曾多次去過麻城，認為鄧家祖輩是麻城人。可見鄧小平同志的祖輩也很可能是從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鄰水縣。據該縣志載，移民姓氏有65種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該省之麻城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灣掛印總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鄉包元恆率領同族移住興仁鄉綠豆灣落業，現集中分布於興仁、護鄰、石滓等地」。 第三，新寧縣（今開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張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遷入分別落業於接龍橋、沙樹灣、張家灣傳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鄭、高、薛姓。 第四，彭縣。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遷蜀，居彭縣野鴨河，今萬年鄉一帶。黃姓清康熙年間由麻城遷居彭縣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縣。大姓張氏，於前明時由麻城遷居金堂縣關東外，數世科舉。至今15代。 第六，宣漢縣。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遷入。明代有49支姓氏遷入，其中麻城占據22 支。清代遷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縣。王姓一支是清初從麻城遷入，至今約傳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處。不少鄉有宗祠。 張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縣，至今傳16代。 第八，岳池縣。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遷入縣三鄉；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時期入本縣四鄉；傅姓麻城孝感鄉，清乾隆12年入本縣。蔣姓於清康熙21年遷入6個鄉。此外南充縣、潼南縣、新都縣等麻城遷入者都比較多。 五、麻城移民中優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學者較多 最近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學家之路》第二輯，載有北京大學著名經濟學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憶》，文章說：我的祖先本來是湖北省麻城縣人。因為明代末年，張獻忠領導農民革命運動，後來被政府軍鎮壓，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蕪起來，無人耕種。於是清朝政府採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於康熙年間從湖北麻城縣搬到四川來的（現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從外省移居過來的）。 據《深圳特區報》曾載楊泉撰寫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鵬》，其中寫道：「據李家的家譜記載，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縣，後來才遷居四川慶符縣，在什麼年代遷居，不得而知。」據麻城派人到四川高縣慶符鎮調查，找到1936年《重修慶符李氏族譜》，其序中說：「吾慶之李，自湖北麻城遷居於此，已數百年。到今家世耕讀，代有其人。」宗譜跋言中說「吾家在楚時宗派，自明季兵災，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灣總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馬識途、艾蕪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編輯本段影響
三百多年前的「湖廣填四川」給四川帶來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為四川注入了新鮮的血液，甚至四川無與倫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來源於厚重的移民文化，這些外省移民還成為多數四川人的先祖。然而，前不久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向國家社科辦提交的研究成果《「湖廣填四川」與西部生態環境及社會變遷研究》卻表明，「湖廣填四川」對四川的生態環境有著直接的破壞「痕跡」，難道這些有名的歷史移民真的是破壞四川生態環境的罪魁禍首。
植被資源破壞嚴重
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藍勇長年研究西南地區生態環境狀況，曾對當時情況作出推測：「清初廣大的成都平原和淺丘地區曾是農耕墾殖地區，但灌叢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蓋率已經恢復到50%左右，盆地內其他長期的墾殖地區此時也多為灌叢、茂林覆蓋。順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萬公頃。」陳世松也介紹，從戰後到移民高潮來臨前的這一時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暫的恢復。「城市鞠為茂草，村盡變叢林」，就連曾經繁榮一時的成都府也變成了「城中雜樹蓊鬱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區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為主的針闊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後，四川的農業墾殖從最初平原荒蕪地的復墾，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進，墾殖范圍進而到達丘陵頂部、半山上部，當時山田盛行，梯田出現，水土流失嚴重。總耕地面積上百萬公頃，而森林植被則破壞嚴重。
華南虎等物種逐漸消失
專家一致認為，乾隆元年時期，移民開發把耕地范圍擴張到了山地、丘陵，這是農田墾殖突破傳統范圍的標志，但同時也是生態環境逐漸萎靡的開始。在森林物種資源方面，一些動物群落不斷減少，生物數量乃至物種不斷消失。明代川北出沒尋常的華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證。清初關於虎患的記載有：「直至清初，華南虎在四川分布廣泛，說明那時墾殖率還比較低，森林相對茂密。」「西鄉縣山深林密，經常有老虎出沒，清溪、桑園鋪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來，蜀道沿線各府線仍有虎患，但較清初已經銳減。因此隨著移民的湧入，物種消失的進程顯著加快。
旱災發生頻繁
研究發現，大移民以來，地質地貌災害、旱澇災害等在四川地區發生得更為頻繁。16世紀至17世紀是整個明清時期發生乾旱災害最為頻繁的時期，尤其是17世紀盆地東部地區。陳世松等相關專家整合相關的史料時發現，大移民時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現一次。這與《四川歷史旱災表》統計的結論保持了一致：16世紀平均3.3年一次，17世紀平均3年一次，18世紀平均3.7年一次，19世紀平均1.2年一次。

『陸』 湖廣填川可有人知

古墓群揭開湖廣填川之謎

檀木灣郭子儀後裔古墓群之一郭干元墓碑記載郭干元祖籍湖北麻城，墓碑立於嘉慶２０年，距今近２００年，這塊墓碑不同於其它墓碑，墓碑前有一個全封閉的擋風敝雨的花形石隔層，將碑文罩在隔層里，隔層雕刻精細，中間有一朵五瓣形的花朵，透過花孔可以清晰地看到墓碑上的文字。由於有隔層的保護，墓碑上雕刻文字的藍色油漆雖經近２００年日曬雨淋卻未剝落。

墓碑是立於嘉慶２０年，而郭氏家譜修訂於民國七年，墓碑是揭示湖廣填川的重要史料。據家譜記載，郭子儀第四代孫郭端夫在唐庄宗時，任鴻蘆卿，謫守江西右廬陵。舉家從山西汾陽遷往江西吉安府廬陵縣延福鄉，一直到郭子儀第二十六代孫郭彌都世居此地。因當時族繁人廣，郭彌都於宋端平元年（１２３４年）舉家遷往湖廣（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落葉沙子場郭家嘴獅子岩幾子灣。元末明初，四川盆地戰亂不止，蠻匪橫行，民不聊生，土地荒蕪。老者餓死於溝渠，少者逃往他鄉。眼看四川人口越來越少，弘治皇帝下詔移民。郭子儀第三十六代孫郭謨格由保甲推舉奉詔於明弘治二年（１４９０年）棄湖入川，落葉檀木灣。這便是民間流傳的「湖廣填川」的一段史實。史料雖記載有：「元明之際四川人口顯著下降」，「洪武十四年皆自別省流來」，但無詳實文字，郭子儀後裔的遷移，正好給「湖廣填川」一個具體說法。同時，郭子儀後裔由陝西長安到山西汾陽，由山西汾陽到江西、湖北、四川，相當於在中國版圖的中心位置繞了一個大圓圈！這為研究中華民族大遷移提供了一個重要史料。筆者也見過不少墓碑，但能象檀木灣郭子儀後裔古墓群這樣追根求源的實為罕見。一般的古墓碑只記有一個大概，沒有具體的入川前地名；一般的家譜也只能大概追蹤到湖廣近十幾代，而「郭氏家譜」可追溯到上下數千年。況且郭子儀後裔古墓群不僅記載詳實，而且與「郭氏家譜」互相印證，使其具有相當的文物價值。

「 檀木灣古墓群」的發現使當地對自己祖輩知之不多的村民深感振奮，他們自發出錢出力對文革中拉去的墓群進行了修復，並召開村民大會，自發保護古墓群。經當地廣播、電視、報紙等眾多媒體的報道，古墓群也引起了市、縣文管部門的重視，大英縣已將其列為縣級文物保護；當地還正在籌建郭子儀愛國主義思想研究學會，對郭子儀的愛國主義精神進行廣泛的研究；市、縣旅遊辦負責人對該墓群進行了考察論證，准備以古墓群為依託，將檀木灣開發為旅遊風景區。

『柒』 「湖廣填四川」到底包括哪些省份的移民

「湖廣填四川」及移民文化
明末清初的大戰亂，四川大部分地區十室九空，十不存一，土地荒蕪，民生凋敝，因而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逃荒，或者自願(經商、遊宦、習醫等)入川，改變了整個四川的人口經濟、風俗民情諸方面，其影響勝過歷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大活動，奠定了現代四川包括成都諸生活的由來與根基。正是由於大規模舉家甚至舉族遷移入川，戀家戀根之心甚重，因此對族譜的修繕，方誌的撰寫甚於它朝。不特如此，四川古來都有重視修志的傳統，從目前已知最早的地方誌之一，東漢的《巴郡圖經》到中國現存的最早講究體例一部方誌、常璩的《華陽國志》，無不對此後中國地方誌的修撰產生了既深且巨的影響，而常璩的《華陽國志》還被梁啟超稱為「方誌之祖」。就劉緯毅所著的《中國地方誌》中載，我國現存歷代地方誌共有8273種，倘按方誌所屬省區來劃分，位居前五位之榜首的四川672種(其它分別是浙江592種、河北567種、山東541種、江蘇540種)。四川修方誌之風很盛，或許與四川人戀鄉又遠離中央政權不無關系。如果方誌是官方為了保存當地的民俗風情和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那麼民間為了保存自己的聲音，達到睦宗族、正人倫、端風化、敦孝悌，亦即鞏固家放大的凝聚力、維護家族的秩序、擴大家族的活動與影響，維護亞宗法社會的生活原則，讓子孫銘記家族的創業和遷移活動，以及祖先們為後代所創下的基業，因而譜諜的修撰就顯得非常之必要。
經過清初至中葉的「湖廣填四川」後，移民對自己的來歷及祖先的業績更是特別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後，隨即回鄉取來或者老族的人送來老譜，以便在遷四川後續修新譜。在學者黃尚軍所過目而作簡略登錄的100部家譜中，最早者系喜慶13年(1808年)，最晚是民國36年(1947年)，其間包括有數部無法確定年代的族譜。而這一百部中關於成都府的更多，但關涉至今日仍屬成都管轄的則只有23部。而這23部中因古簡州包括今龍泉驛，而龍泉驛已屬今成都市，故包括那時所描述的簡州龍泉驛家族之族譜；再者23部明載因清初「湖廣填四川」而遷入成都者為13部，佔23部的56%，可見湖廣填四川對成都人口影響之一斑。茲隨舉幾例，以窺一斑。1835年(道光15年)簡陽所修的《王氏族譜》中表明其1680年從長沙府遷入成都府簡州龍泉驛；1875年大邑《邱氏宗譜》記載順治年間由福建遷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譜》中載其始祖從康熙年間從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處成都、綿陽、樂山，以新都為最；1924年華陽《廖家族譜》說1726年從廣東興寧縣至湖廣，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資料均見《四川方言與民俗》)。福建、江西、廣東在清初戰亂後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緒年間《德陽縣志續志》中的《陝西會館田記》一文說：「……時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報墾……當此之日，楚來最多，亦最選，秦次之，江右為後，粵、閩出於亂定數十所之外。故人邑人率皆五方雜處」。《成都通覽》是這一論點另一個佐證，從當時填四川者，湖廣籍佔25%，雲貴籍佔15%，江西籍佔15%，陝西籍佔10%，安徽佔5%，山東佔5%，廣東佔5%，廣西佔5%，而福建、山西、甘肅合佔5%。這說明湖北、雲貴、江西和陝西人佔了湖廣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數。

奉旨入蜀的人就不去說他了，因為他們入川缺乏很多內在動力和本能的利益驅使，這種入川方式最難判斷入川者的個人素質。而那種被逼上絕路逃荒或者由於家鄉發展已至極限，具有冒險精神的人，才是我們應該分析的對象。可以說，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農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們多是勇猛有餘，而在讀書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著是封建社會科舉考試下的邊緣人。一直到了他們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後，才改變了他們辛勤勞動而食不果腹的尷尬境地，他們積聚了錢財，需要改變自己或許有點錢，但卻非常寒微地位，於是讀書中舉就成了在平凡而穩定的社會之必選項目，也表明了「湖廣填四川」給四川包括成都帶來了怎樣的榮譽。我們先談那些著名人物如元帥陳毅、朱德等人的家世(這些族譜方誌里的資料均采自孫曉芬編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它處不再另行出注)。陳毅的先祖陳堯欽三兄弟在康熙末年從湖南寶慶府新寧縣，隨「湖廣填四川」的人口移動而長途跋涉入蜀，最終老大陳堯欽決定落戶樂至，而另兩位兄弟則另走它處，與其告別。到陳毅時已至第九輩。朱德先祖隨「湖廣填四川」的大潮，從廣東韶光遷移到四川廣安、營山一帶做生意，直到入蜀第三代朱文先才帶著四個兒子到儀隴縣馬鞍場大灣定居。到朱德時已至第八代。這就說明移民非數代之艱辛勞作不能結果。

一些四川的現代作家如李 人、陽翰笙、郭沫若、艾蕪、馬識途等，其祖上都過「湖廣填四川」的艱辛歷程。李 人的八世祖李述明清初從湖北黃陂縣入蜀，李述明的入蜀比較特殊，他是沿途做小生意比如賣布並且行醫，到達四川華陽縣定居的。而李 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也是教私塾兼行醫，出售湖北祖傳「硃砂保赤丸」，而李 人的父親李傳芳及其妻子均會製作此丸。其實李氏之入川，不只是帶來了「硃砂保赤丸」，而且將祖傳的家鄉菜也實踐到他所開的餐館「小雅」當中——如涼拌芥茉寬粉皮之類。更重要的是李氏第八代之子對成都的貢獻，不只是他的小說堪稱近代小說的《華陽國志》，而且他對成都的研究在四川作家中無出其右者，這只從他的遺文《成都歷史沿革》和《話說成都城牆》里就能不費力地感覺得出(《成都文物》1991年2期)。而艾蕪的遠祖則是失掉了土地，只好攜妻帶子，遠走他鄉，於是在康熙中葉遷蜀，在成都府的新繁與彭縣交界的平原上，靠著水溝插占務農。其始祖是帶著「烈希承宗祖，美務正乾坤」的韻文字輩入川的，到了艾蕪父親一代正好用到「坤」字輩，於是派人去湖北麻城尋訪祖先同姓，又帶回用在字輩的頭兩句韻文「道繼寬仁著，功昭勇智聞」，按照粗略的估計，艾蕪始祖入川已達十世左右。而作家陽翰笙的祖先和馬識途與所有入川之作家的祖先均不同，他的祖先是被官方脅迫而非自願入川的，他並不想遷蜀，遷蜀後定居於高縣羅場。作家、學者郭沫若祖上乾隆年間從福建長汀州寧化縣遷蜀，其「有」字輩的始祖背著兩個麻袋移民到嘉州務農，到三代仍做長工，第四代突然大昌，而到郭沫若屬第六代。作家馬識途的先祖是在乾隆年間從湖北麻城奉旨遷蜀墾荒，到忠縣境內離石寶寨十多里的彎丘和沙地壩落業，後乾脆名為馬家山和馬家灣。我國著名地礦專家、作家韓素音之父周煒是清代大移民時從廣東遷蜀的，「由廣東行商來蜀，經營花板及絲綢，為高人貲富人」(陶堯生《愛國至忱，以死勤事——記韓素音之父周映彤先生》)，後定居郫縣。而我國著名中醫專家唐宗海，其先祖從湖南武崗入蜀廣漢，最後遷至彭縣三邑鄉。觀察上面諸多個案，可得出移民之艱辛不易，要想培養出本家族的傑出人才，非得六至十代不可，尤以八代為最普遍。按每代二十年算，移民之家要培養自己的傑出之才，需要160年左右不可，至此移民已完全蜀化矣。而且從另一方來說，也表明移民的人口素質及其結構的提高，為優化四川人的人口質量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不只是如此，川劇發展至今日的局面，也是移民文化互相滲透互相影響的結果。明代四川土戲與昆劇入川形成的昆川混雜，秦腔入川及彈戲的形成，徽調入川及川胡琴的誕生，都給川劇形成空、高、胡、彈、燈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礎，加上像魏長生這樣的川劇創造者及其他表演藝術家的努力，以及像文人如趙熙創作《情探》等，均對川劇的發展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陝西在清初填四川的大潮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問自明，陝西與四川自古相通，是為近鄰，常有商業交易及民間往還。陝人在清初入川佔地，其具體做法是「秦人隨大軍開辟，砍樹臼其皮為界，施棚帳於內髏瓦礫之間」，自此之後，「遠近趨利者踵相接」(同治《重修成都縣志》)陝西人在成都的經商行道以典當、鹽茶、棉織業等著稱。比如清代33家當鋪(《成都通覽》載28家)，多為陝商經營。陝西嚴氏家族便是以運銷川鹽而獲得大利，故而嚴雁峰(他是尊經書院的學生，王壬秋的高足，與宋育仁、廖季平、張森楷等著名學者系同學)、嚴谷孫才有賁園藏書之富，同時才有大量資金投入所輯的《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的精校、刊刻、印行，其所輯的「叢書」涉及經傳、訓詁、音韻學、中醫葯學等重要的文獻。我自己就曾收得其中嚴氏刊刻的關於音韻學方面的書數種，流沙河先生還曾借去作過一個關於音韻方面的口訣表。嚴氏刊刻「叢書」的版片大約3萬多片，可惜文革時保存不善，軍宣隊進駐文殊院時，軍代表將存於該地的一些版片，拿來當作煮飯的柴火燒。曾蒙書籍裝設計家盛寄萍先生遺贈，我得到一塊嚴氏刊刻《曾子》一書的版片，閑時用手指輕扣這梨木版片，不勝陶醉之感。

更為切要的是外地人之入川所帶來的農作物種植上的革命，對改變四川農作物及經濟作物的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這方面閩粵入川移民功勞甚劇。如紅薯在1733年間經閩、粵入川的移民帶入四川，比如乾隆《雙流縣志》上載有當年成都、雙流開始種植紅薯的情況，「民間有空地者種之，或售或食，是亦治生之道」。只經過了二三十年，1760全川種植紅薯就頗成規模，尤其是川北等地如西充被稱為苕國。如此一來，加上原先的水稻種植，使得四川人的糧食逐漸富裕起來，且廉價的紅苕還可用來喂豬，對改善民眾的膳食及營養結構均不無好處。但順帶說一句，玉米、紅薯之引入中國福建、浙江一帶，確實極大地利用旱地，較以前保證了農民食物問題，但這是一柄雙刃劍，旱地開發過多，毀林開荒的事情就不斷發生，以至於森林面積逐漸減少，清代以後，全國森林遭破壞越來越加劇，除人口劇增(道咸以後尚有減少)外，最重要的玉米、紅薯廣泛裁種對土地的需求量加大，從而造成這種無可避免的後果。成都在中後葉，尤其是光緒元年(1875年)至光緒三十年(1905年)三十年間，四川所有日常物品(包括建築材料其增長均在3%以下，為現代經濟學家所認可的合理的物價上漲指率。而四川的燃料價格卻在三十年間平均上漲約118%，平均每年上漲3·93%，超過了物價上漲的合理指率(呂實強《近代四川農民的生活》)。這說明代移民造成的毀林開荒——與紅薯的大面積種植不無關系——加之伐薪燒炭的事情日趨嚴重，才造成炭價上漲。前經營炭幫和木柴幫的商號和人數那麼多，其原因蓋源於需求大、利潤厚的緣故。同時大量伐木，造成水木流失，泥沙增多，河床加高，而水量減少，這是清末包括府南河在內的岷江等內河航運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紅薯等旱地作物的大量種植看似與炭價上揚、內河航運能力低下、水土流失嚴重、水災頻繁沒有聯系，真實這裡面有非常深刻的內在關聯。

其次尚有甘蔗、山蠶的引入，對成都乃至四川有很深的影響。蔗種在1671年在富順種植成功，到了清末，富順產甘蔗15萬噸，產蔗糖1萬余噸，糖坊500餘家(詳見《富順縣志》)。內江大約也是1671年，福建商人曾達做生意來到內江，見九月菊花開放，知此地氣候與福建有相近之處，遂借返鄉迎親之際，帶來蔗種、製糖工具並帶來了製糖工人。這種經濟作物的種植對整個川西平原及淺丘地帶的農業生產和商業帶業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因為四川原來只有春蠶、秋蠶和四季蠶，並無山蠶。而山蠶是1741年大邑縣知縣、山東人王酉將山蠶從山東引入四川，從山東省取蠶數萬，散發給民間，教他們飼養。山蠶喜吃柞樹葉(又名櫟樹，俗名青杠樹)，而四川許多地區都有櫟樹，而山蠶所產絲謂之為柞蠶絲，其所織成的柞絲綢，是柞蠶絲織成的平紋織品，有光澤，適宜做夏季衣服。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在清末經營絲綢生意的絲綢幫商號及人數之眾堪與日日不離的油米幫的商號及人數相埒的原因，同時也為更多的普通人家消費得起絲綢服裝打下了基礎。福建、廣東入川的移民身上均有經商傳統或具備商業眼光，而且有敢於為先的風氣，如他鄉之人不喜種薴麻時，「粵東籍家多種之」(《溫江縣志》)，給擴大薴麻種植，增加經濟收入起到了良好的示範作用。另外，四川雖有煙草種植，但產量不高，面積不大，煙與煙葉的加工比較粗放。雍正年間福建龍岩移民至金堂的傅氏因此廣種煙草，於是傅氏的煙草在成都很賣得起價，獲利高，又能運銷四方，於是民眾便廣泛種植，這樣就為成都地區的民眾增添了一項經濟收入。為成都經濟的盡快恢復打下了良好的基底。

大量的移民入川，於是他們在四川各地建立了大量的會館，移民幾年或十幾年後便如雨後春筍一般遍布各地。京師各省會館的作用大抵如次：為官紳喬寓之館，科舉士子居住的管所，專門為赴科士子住讀之所。而地方會館自是不同於京師針各省會館，但一般會館不外是協助同鄉應試舉子，推進同鄉工商業務，便於同鄉間聚會聯宜等等。而川省林立的會館因其系移民所建而有所不同，台灣史學家呂實強認為四川的會館有三點值得注意：其一是參加會館者不僅是工商官宦，即便是農民亦是會館的基本會眾；其次是會館設立相當普遍，不僅通都大邑，就是村鎮鄉場也往往設有；最後，川省會館除了一般會館的功能外，尚涉及若干屬於地方行政方面的事務，諸如仲裁是非，調解財產糾紛等(《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所發生的影響》)。這就使得四川的會館取得了亞宗法社會(既與官方有利益聯系又有自己利益地盤，會眾只要通過大社會里的小社會就可解決問題)對於會館會眾的利益保護和約束力。四川在清代中後葉袍哥眾多、公口林立，對四川的近現代社會結構及社會變動，保路運動的爆發以及民國的軍閥割據鴉片泛濫川省等，都產生了既深且巨的影響。譬如會館會眾的廣泛性和會館建立的普遍性，使得各個利益集團的聯絡在農業社會的情況下相對快捷，便於統一行動，在短時間內聚集起來，以應付各種不測之激變，這對後來袍哥發水電報以起事都有不可小看的啟示。

移民所形成的宗族的族約族規，對維護一個宗族正常的社會秩序有不可小視的作用，但我個人認為宗族對社會產生較大且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便是族產中的族田亦即義田。因為古代社會重家重族，而且一個人中舉進士，不只是個人的榮耀，也是整個家族的光榮。再且這一個社會在不能，更准確是說不想(當然統治者是不想，他們想的上如何愚民)實行義務教育亦即免費教育，同時又使同族大多數人不致失學的一個有效辦法。譬如成都龍譚鄉范氏宗祠，從1787年至1950年的160多年的時間里，范氏家族有祠產3000畝(資料來源孫曉芬《清代前的移民填四川》)。而范氏族產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如族產屬范氏家族所有，並推舉德高望重的人掌管祠堂，子孫出世後只須向祖宗送紅雞公和喜封，祠堂命名上冊後便可成為其中一員，享受祠中一切權利。當然也有對違規的懲處條款。其是范氏家族有健全的組織機構，設德高望重的族長一人，正副總理各一個，掌管祀田(指祭祀專項開支費)和義田(作為辦學及獎學金、救濟金之專項開支)的收支，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更為重要的推帳務主管一人，為本祠貧困子孫、老弱病殘、鰥寡孤獨者進行救濟，每年終施放一次救濟糧、款，同時設學務主管一人，為范氏小學子弟專管伙食、學雜，此費由祠堂供給。考上初中發給獎學金24銀元，高中36元，大學100元，上京師和日本留學，每年發給140元。考上留歐美發給280元。每個學生畢業考取優等者，在祠堂貼掛金字紅榜鼓勵。宗族祠堂在沒有義務教育以前，在一定意義上實行義務的是義務教育(小學免費)，倒是現在義務教育實施不了，因為現代社會將祠堂的功能代替，但就是沒有做好真正的義務教育。正是祠堂族產族田亦即義田對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整個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也是廢除科舉制度建立新的學校，立馬就能夠在各地得以實現的真正原因。因此實行新的學校制度後，就能立馬改為華陽范氏小學。近代成都的變化和前進與這些都有不可分割的關系。

『捌』 湖廣填川到現在有多少年

發生在清康熙年間，距今三百年左右。
湖廣填四川是指發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規模的移民。根據考證表明，江西、福建、廣西等十幾個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重慶、四川經過戰亂，導致人口急劇減少。因此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廣行省人口最多。以四川成都為例，清末《成都通覽》曾記錄「現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廣佔25%，河南、山東5%，陝西10%，雲南、貴州15%，江西15%，安徽5%，江蘇、浙江10%，廣東、廣西10%，福建、山西、甘肅5%。

希望採納！謝謝！！

『玖』 湖廣填四川大概發生在什麼時期移了多少人

寧做太平犬，不做戰爭人。無論什麼時期、什麼地方，戰爭對於老百姓的破壞損傷都是最大的。歷朝歷代的末尾都有風起雲涌的農民起義，戰爭規模之大是現在的你我難以想像的。往往舊王朝滅亡，新王朝開創之後，很多省份的人口會迅速減少，新統治者都會彌補戰爭帶來的過失，為了能夠平衡各地的人口和經濟發展，需要把人口比較多的地方的人口強制遷移到戰爭災區來進行填補，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人口大遷移莫過於大槐樹移民和湖廣填四川。

第2次湖廣填四川完全拜明末期領袖張獻忠所賜。明朝末年，崇禎皇帝的統治已經成為了強弩之末，1633年在陝西起兵的張獻忠率領農民起居一路南下，活躍在經濟繁榮的湖廣一帶，廣招士兵，最後其軍隊人馬大部分都是湖廣人。張獻忠為了能跟李自成一爭天下，率領其部隊轉戰四川。四川人民馬上面臨滅頂之災，張獻忠部隊在四川動不動就展開屠城，所過之處就如瘟疫一般，橫屍遍野。四川人口一落千丈。1646年，清軍入川，在鳳凰山射殺了張獻忠，其部隊群龍無首，一敗塗地。此時的四川人口已經剩了幾十萬人，慘不忍睹。清朝統治者為了能夠迅速加強對四川的控制，強令已經逃到湖廣地區的四川人，全部回到四川，並且將湖廣數百萬人口遷移到了四川。

『拾』 張獻忠是哪裡人湖廣填川,大約多少人填川 ~~~~

張獻忠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出生於延安衛柳樹澗堡（今陝西省定邊縣郝灘鄉劉渠村）

湖廣填四川是指發生在明洪武年間和清順治到乾隆年間的兩次大規模的湖廣（即湖北、湖南）、廣東等省的居民遷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據考證表明，江西、福建、廣西等十幾個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屢遭戰亂，導致人口急劇減少。因此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廣行省人口最多。大規模的移民潮甚至影響到了湖廣行省本身的人口結構，遂又有江西填湖廣情況的出現。

另外與臨近四川的貴州中北部以及湖南、湖北西部等地的操官話的居民也多半和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有關。

以成都為例，清末成都通覽曾記錄,現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廣佔25%，河南、山東5%，陝西10%，雲南、貴州15%，江西15%，安徽5%，江蘇、浙江10%，廣東、廣西10%，福建、山西、甘肅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