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多少叫汪林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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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化

摘要：

在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這樣的一個矛盾，即如何讓各階層所做出的種種努力（包括改良、改革、革命等方式）適應中國的國情，並且推動著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良好運轉，這一直是擺在統治者和其他有志之士面前的巨大問題。而對於西方先進文明的態度，中方則表現出兩種傾向：一、承認並接受西方的先進文明，但是有限制的引進和學習，在政治上選擇了極其保守甚至是否定的太虛，如洋務運動；二、不顧中國現階段的國情，而盲目地把西方的先進文明全套應用於中國，從而結果適得其反，如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而國家和民族也是在不斷地探索之中慢慢發展的。而洋務運動作為中國近代史上一次極其重大的近代化運動。其在中國的近代化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範文瀾和胡繩試圖以階級分析方法來確定洋務運動的性質為一場反動活動，筆者認為這樣一概而論的說法是十分不科學，缺乏客觀性和公正性的。在此筆者試以闡述洋務運動和中國近代化的聯系，並對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做一個客觀的評定。

關鍵詞： 洋務運動 近代化 資本主義 中體西用

德國人貢德•弗蘭克說直到十九世紀之前，「作為中央之國的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便不是中心，也占據支配其地位」。而在十八世紀末，中國在世界製造業總產量的所佔份額超過整個歐洲五個百分點，大約相當於英國的八倍，俄國的六倍，日本的九倍。中國何其繁華！而如此的泱泱大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興起與發展的大潮湧來的時候，卻選擇了閉關鎖國。從而中國與這世界逐漸脫節落伍了。當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繼而打響的時候，清朝統治者才從這天朝上國的夢境中醒過來，才尋求變更之道，謀求壯大之法。而在此之前林則徐、魏源、徐繼畲等先進的封建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已經著書立說或者翻譯西方的某些著作，開始把西方先進的文明傳播到中國，他們是「開眼看世界」的先路人物。如林則徐組織翻譯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環志略》為國人了解西方和對西方文明的傳播均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理性的初步覺醒，對西方的現代化的認識，它所帶來的必然是對西方文明的更深層次的思索和探索，對傳統文明更深層次的批判和揚棄。
1861年，馮桂芬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主張，可以說是「中體西用」的思想的濫觴。而在此後，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王韜、薛福成、鄭觀應等人進一步闡述了這一主張。張之洞向光緒帝進呈了《勸學篇》，重申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從理論上概括了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這里的「中學」即是以孔孟之道為中心的封建文化和倫理道德，「西學」就是西藝和西政。張之洞認為，舊學為立國之根本，新學為鞏固根本的權宜手段。張之洞的觀點表明他在學習西學的過程中是比較開明的具有改革傾向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而「中體西用」論在維護封建舊學的同時，也促進了西學的傳播。對其簡單的全部否定也是不公平的。我們不能忽略這樣的事實：西方資本主義近代文明價值體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當權者歪曲和割裂，但是它還是被封建文明適度地接受，並在當時的政治歷史環境下衍生出一種合理的相對可行的模式。
盡管洋務運動並沒有也不會去對傳統文明進行批判和揚棄，但是洋務派的產生和洋務運動的興起也是順應著歷史發展的整體趨勢的。只是在這個多事之秋，清政府的統治階層啟用洋務派，「中興」才有了更多的可能。如果放在康乾，把這樣的一套模式應用於這個王朝，無異於是天方夜譚。所以說是列強的侵凌為洋務派在近代中國政治舞台的上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的條件。中國近代化並非是中國自然演進的結果，而是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和急迫的救國救民的任務的逼迫下，近代中國人只好以最快的速度采借西方文明，試圖借用西方的近代化的成果，作為救國救民的工具。而農民階級沒有先進的綱領知道和組織領導沒有能力建立新社會，而資產階級還沒有誕生的情況下，洋務運動的勃興便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而中國近代化有著其顯著的特點：
一、中國近代化的動機，並非來自於自身這個社會結果的內部，而是源自於巨大的外部壓力。在西方列強侵擾我疆土的情況下，清政府才選擇了這樣的一種方式，所以說這種方式有著其自身太多的被動性。近代化的階級基礎、物質基礎等仍然是十分的薄弱，甚至是缺失的，但是在比較困難的情況下依然發揮了其某些比較積極的作用。
二、中國近代化的方式是從經濟領域中的軍事工業起步的，繼而發展采礦、冶煉、通訊和紡織等基礎性輕工業。這固然與中國當時的政治環境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只有優先發展軍事力量，才能逐步達到「自強」的目的。而表現在其他的方面，如在科技領域，先是有應用科學的出現，繼而才有基礎科學的出現。這反映出這樣的一個現實問題，中國近代化在發展程序上是顛倒的。這勢必導致近代化各方面的基礎的絕對薄弱。
三、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近代化是由清政府中的某些具有一定的近代化的權利精英發起和主持的，這與西方自下而上的運動方式是恰好相反的。而這也是由於中國當時特殊的國情決定的，只有採取這樣的方式，當時的中國才能最快速度地啟動近代化。而由於這些掌握著近代化進程的權力精英們帶有濃重的舊時代的色彩，他們的思想脫離封建烙印，他們由他們這樣的一類人所主持的中國近代化運動從領導階層及發展走向來說，都是不健康的。勢必會走上早亡的宿命。
「洋務」，顧名思義，即是與洋人交往之事務。對於洋務運動的成果，我們從現代化理論中的三層次來逐一的說明：
一、器物層次的近代化，主要表現為工業化。社會經濟由農業為主轉變為以工業為主，這是一個國家近代化的基本標志。洋務運動打著「自強」「求富」的旗號，沖破層層阻力，從西方引進了現代大機器生產，同時引進的還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初步奠定了中國近代化的物質基礎。真正意義上的近代軍事工業是從1865年曾國藩、李鴻章在丁日昌的提議下，在上海創辦江南製造總局開始的。當時規模較大的軍工局廠有江南製造總局、金陵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械局、湖北槍炮廠。由於這些軍事工業的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清軍的戰鬥力，特別是為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剿滅太平軍和捻軍發揮了十分重大的作用。這些軍事工業的建立除了增強了清政府的軍事實力和國防力量，而且對之後的民用工業的發揮起到了一種引領和指導的作用。輪船航運、電線電報、紡織工業煤鐵開采和鐵路建設，是洋務派開創的民用工業代表。民族資本的注入，為近代經濟的運作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方式，這些帶有民族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經濟在全國做到了遍地開花。而到之後的20世紀初年，清政府終於放棄了重農抑商的經濟立場，開始出台一系列的近代經濟政策，這也說明近代經濟已經開始成體制地向前發展，這就為整個社會的近代化提供了基礎。
二、制度層次的近代化，其主要標志是民主型的政治機構及制度的建立。洋務運動雖然沒有直接觸及到封建制度的統治核心，但是洋務運動在經濟領域的發展卻間接地促使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改革。雖然清王朝從本質上是絕對不希望有什麼政治改革，洋務運動的興起的目的正是為了維護和鞏固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但是清王朝力圖控制洋務運動不涉及到政治，可是卻改變不了奔騰而下的世界經濟發展潮流。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系來講，經濟和政治的相互影響的關系在洋務運動中並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彰顯。因為在此無論經濟，還是政治其自身的發展都是不完善的，都沒有得到自由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要適應生產關系的發展，這是經濟發展所要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如果脫離生產關系去盲目地追求生產力，這無異於是玩火自焚。而洋務運動的失敗也是在於它沒有觸動到清政府所堅守的政治體制，洋務運動後期分離出一批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但是此時的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種新生的階級力量顯得仍然是如此的單薄，他們具有自身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一方面想擺脫封建因素的束縛，另一方面卻又依賴這些封建勢力。此時的民族資產階級顯然擔負不起救亡圖存的民族大任，也不能寄希望他們推翻以強大的封建小農經濟為經濟基礎的清王朝。中國人在十九世紀七八世紀
三、思想文化層次的近代化，即社會的文化信仰系統和人文價值體系以及社會風俗等方面的人的內在素質的提高。洋務運動文化教育的涉及面是比較廣泛的，它培養了包括翻譯、外交、科學技術、企業管理、機械製造、電報、礦務、水陸軍事等多方面的專門人才。翻譯人才還把西方的先進的知識和思想文化著作翻譯到中國來，讓已近窒息的中國接觸到了些許新鮮的空氣，可怎奈這些許的努力也改變不了清政府的頹勢。而大興洋務教育也是洋務運動的運行和實踐過程中意識到了人才的重要性而逐漸舉辦的，是為洋務運動的進一步開展所服務的。人才的培養和引進，讓更多的人意識到了自身的缺陷比比皆是，唯有自我發憤圖強才能改變這樣的落後現狀。洋務教育的意義還在於西方新式的教育觀念和教育價值體系已經逐漸地滲透到原本的封建教育之中，而教育的內容也更加的寬泛。越來越多的人發現並意識到那些封建的典籍只能當做一種處於封建小農經濟時期的民風教化的媒介，其並不能轉化為生產力創造財富。更多的中國人（此時主要是封建地主階級中的先進知識分子）熱衷於對新知識的追求和對新思想新學說的引進和實踐，他們已經開始逐漸從皇權的束縛之中走出來，開始思索這個國家和民族的走向。學西夷之長，興洋務之業，日益成為社會的共識。「逮其久，風氣漸開，凡人心智慧不同，且將自發其復，臣料數十年之後，中國富商大賈必有仿照洋機器製作以自求利益者」，其後的歷史證實了李鴻章這一洋務運動代表人物的預測。
舊的封建政治經濟體系已經走向了崩潰的邊緣，而新的政治經濟體系已經開始萌生並在之後的歷史時期中開始發揮作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洋務思想體系，曾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起過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在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這個思想體系便成為了社會發展的桎梏。而在中法戰爭後社會上已經逐漸形成了一股要求改革封建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思潮。而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清朝海陸軍的慘敗，意味著洋務運動的破產，隨之而來的是維新變法運動的高漲，洋務運動就被新的歷史潮流所淹沒了。由於洋務運動的刺激，一部分激進分子對於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更加的欣羨，並且落實到行動之中。梁啟超、康有為式的「維新」和孫中山、黃興式的「革命」，便是其政治表現。
而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也誕生了我國最早的一批民族資產階級。近代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在十九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才開始與買辦資本、官僚資本逐漸分離而形成的，近代中國無產階級則是在之前已經誕生了。毛澤東在《丟掉幻想，准備斗爭》一文中這樣說：「帝國主義的侵略刺激了中國的社會經濟，使它發生了變化，造成了帝國主義的對立物——造成了中國的民族工業，造成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而特別是造成了在帝國主義直接經營的企業中、在官僚資本的企業中、在民族資產階級的企業中做工的中國無產階級。」而洋務運動的如火如荼的進行，也推動和促使了這個中國歷史上最革命的階級的壯大。而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新生的中國工人階級便開始了反剝削反壓迫的斗爭記錄。例如開平礦務局煤礦工人為提高工資而罷工。而到1919年之後，中國無產階級才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走上革命舞台，並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領導階級。
在封建制度瀕於死亡，中國歷史面臨空前變動的時代，封建頑固派堅持固有的舊的秩序，而不懂得變通，這充分暴露出了封建政治模式之下的頑固派的愚昧無知。洋務運動的成功之處則在於它把那個時代先進的文明引進到國內，促使了更多的人「睜眼看世界」，讓更多的士大夫走出書齋，讓更多的國民驚醒。看到與列強的差距，萌生出更濃重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從而深化了「落後就要挨打」的意識。洋務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無疑是一件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雖然它有著這樣那樣的不完善，但是它把中國帶向了一個謀求自我發展的軌道。如後來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以及張謇等人的創辦大批實業以期救國都是受此影響。我也覺得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趕超列強的一次大好時機，它獲得了當權者的支持，自上而下得到了比較良好的貫徹和實施。只是無論是從這次運動的領導者還是當時的歷史政治環境都決定了這次運動只能在某些領域做一些基本的調整，而做不到強有力的徹底的變革。
而洋務運動的失敗表明：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往往最後經濟體制的改革的成果也會失去保障。而洋務運動作為一場快捷而不深入的近代化運動，封建勢力和封建思想依然是最大的制約因素。經濟的近代化固然重要，而人的近代化，思想的變革才是真正的近代化。洋務運動的失敗也直接地說明著這樣的一個道理，欲救亡圖存，就得從根本上去改變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有了國家機器的有力保障，各項變革才會有條不紊地得到強有力的實施，從而發揮出最大的成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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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

㈡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的系所設置

浙江大學東西方文化與管理研究中心於2008年10月7日經批准成立。
當代管理已經從經驗管理、科學管理邁入了文化管理的新階段。現代中國管理理論與方法源自中國與西方。對人的管理，必須要考慮人的思維與決策方式、核心價值取向、行為模式和賴以塑造人的文化內涵的民族文化傳統及其意識形態。正因為當前在中國的管理現狀缺乏此等考量，往往導致西方式管理的水土不服，食洋不化，失之於形式主義;中國式管理的空泛求速，食古不化，失之於主觀主義。隨著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與部分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在海外建立工廠或分公司，跨文化管理的需求變得越來越緊迫。如何使東、西方文化和管理能夠在中國本土與世界各地實現水乳交融式的融合，是一個極具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重要課題。 浙江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成立於2011年1月，系浙江大學校級研究所，隸屬於人文學院。宗教學是國家學科分類的一級學科。研究所已經推動並將繼續凝練的特色研究方向包括：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古希臘羅馬哲學與宗教、早期基督教哲學與文化、宗教對話與宗教共同體的建構、中外文化交流與基督教傳教史、印度宗教與瑜伽哲學、宗教經典研究(儒、釋、道、天、基、印度教等)、宗教心理學、宗教政治學、宗教社會學等。研究所將繼續突出其學術性、專業性與前沿性，盡心培養具有國際學術視野的未來宗教學領軍人才，努力躋身跨文化的宗教學學術前沿研究，積極服務中國宗教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實踐。研究所將進一步與國內外宗教學相關高校和科研機構保持密切聯系，並積極發展各種建設性的合作夥伴關系。
現任主任王志成教授，副主任王桂彩副教授，成員還包括特聘教師陳村富教授，王曉朝教授、陳越驊博士等。研究所積極開展引智創新，從海內外著名高校、研究所聘請了諸多宗教學領域著名學者擔任講座教授，其中包括：中國宗教學會會長卓新平研究員、美國西北大學楊克勤教授，德國明斯特大學 Großhans教授等。 本所1983年經教育部批准成立，系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所屬的全國二十四家古籍整理研究機構之一，1984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權列為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點和碩士點，首任所長是著名的國學大師姜亮夫先生。
本所現有教職工15人，其中研究人員13人，辦公室、資料室各1人。研究人員中教授7人(均為博士生導師)，副教授5人，講師1人; 50歲以下的研究人員中有博士學位者7人(其中2人為博士後)，碩士學位者1人，此外，還有博士後研究人員10人。列入國家百千萬人人才工程第一、二層次培養人選1人，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二層次培養人選各1人，浙江省高校跨世紀學術帶頭人1人，獲教育部跨世紀人才基金1人。
已故所長姜亮夫教授在楚辭學、敦煌學等領域成就卓著，是我國國學的一代宗師，他的《楚辭通故》榮獲國家教委首屆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沈文倬教授的經學研究，尤其是「三禮」學的研究在學術界頗具聲望和特色，目前是我國唯一的一位以「先秦禮制研究」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導師。崔富章教授的楚辭學與版本目錄學研究，龔賢明教授的中國古代官制研究，束景南教授的朱熹與中國文化史研究，張湧泉教授的敦煌學與俗字研究，王雲路教授的中古漢語研究均在學術界有重要影響。現任所長為張湧泉博士，副所長為王雲路博士。
在校研究生48人，其中博士生39人，碩士生9人。
本所1995年以來共承當縱向科研項目20項，科研經費62.5萬元;橫向科研項目(主要為董氏基金項目)10項, 科研經費54萬元。出版學術著作24部，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文史》等重要刊物發表論文100多篇。評獲省部級以上獎勵14項，其中首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1項，教育部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項、二等獎1項，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一等獎2項、二等獎一項，胡繩青年學術獎一項，國家圖書獎提名獎2項。1994年，本所和中文系古文獻專業聯合申報的漢語史學科被評為浙江省重點學科;2000年3月，本所和中文系古文獻專業聯合申報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再次被評為浙江省重點學科。 查良鏞，名譽院長。
黃華新，院長。主持學院行政工作，分管人事、學科建設。哲學系。
樓含松，黨委書記兼副院長。主持學院黨委工作，分管組織、信訪、統戰、保衛及人事、外事有關工作，分管行政、聯絡發展。中文系。
盛曉明，副院長。分管科研、繼續教育、地方合作。哲學系、韓國研究所、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雲路，副院長。分管研究生教育。古籍研究所。
呂一民，副院長。分管本科生教育（實驗設備）、外事。歷史學系。
黃厚明，副院長。分管藝術學系工作。藝術學系。
沈玉，黨委副書記。分管黨建、紀檢、教工、工會、離退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與管理、宣傳、信息、文化建設。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成光林，院長助理。協助做好行政、聯絡發展工作。 院機關 黃華新 樓含松 盛曉明 王雲路 呂一民 黃厚明 沈玉 趙延芳 夏全榮 成光林 許永旺 高暉 車斌輝 洪慶昉 劉鋒 王海英 樓艷 徐海波 石方紅 張良 段園園 中文系 方一新 徐亮 林家驪 吳笛 張德明 金健人 吳秀明 吳曉 黃健 李詠吟 胡可先 周明初 孫敏強 陳建新 盤劍 鄭淑梅 蘇宏斌 池昌海 許志強 陳東輝 李小林 王小潮 陶然 汪超紅 姚永銘 王德華 鄒廣勝 梁慧 黃擎 朱首獻 敖晶 張玉娟 李杭春 王國英 王信康 郭昊 徐永明 陳力君 陳忠敏 黃笑山 顏洽茂 廖可斌 汪維輝 姚曉雷 陳玉潔 馬良 陳潔 史文磊 真大成 歷史系 包偉民 沈堅 徐規 盧向前 龔纓晏 計翔翔 汪林茂 方新德 樓毅生 梁敬明 鮑永軍 陳志堅 徐立望 劉國柱 陳紅民 王海燕 楊雨蕾 吳錚強 杜正貞 肖如平 陳健梅 樂啟良 張凱 朱曉罕 趙曉紅 董小燕 陶磊 吳彥 吳艷紅 孫競昊 哲學系 董萍 潘立勇 楊大春 孔令宏 王志成 朱法貞 黃愛華 叢杭青 張家成 戚印平 應奇 胡龍彪 章雪富 朱淼華 周展 王建安 金立 王彥君 張立 何俊 包利民 李磊 王淼 王桂彩 徐茜晶 龐學銓 許為民 何善蒙 王禮平 廖備水 李恆威 陸敏珍 徐慈華 任會明 藝術學系 陳振濂 池長慶 朱春秧 王小松 金曉明 桂迎 陳健 張重輝 湯琦 胡小軍 吳強 沙偉 黃傑 邱建新 鮑江華 汪永江 來蕭敏 蔡琪 劉斌 王鍾濤 趙丹丹 周慧軍 董浩然 陳向集 沈華清 吳曉明 周聰 毛曉芬 黃河清 郭翀 林如 馬楠 高艷 朱燕 周怡如 李承華 江崇岩 陳谷香 楊豐 蘇阿香 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嚴建強 項隆元 毛昭晰 鄭瑾 黃鼎 周少華 曹錦炎 張秉堅 鄭霞 陳虹 古籍所 張湧泉 方建新 束景南 吳土法 許建平 崔富章 祖慧 關長龍 賈海生 朱大星 馮國棟 陳葉 竇懷永 秦佳慧 韓國所 沈善洪 陳輝 白承鎬 安成浩 日本所 王春

㈢ 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1、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早期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洋務派繼承了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和以自強求富為目標，通過所掌握的國家權力，集中力量發展軍事工業，同時也發展若干民營企業；

2、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開端。洋務派開辦了一系列學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學生；

3、傳播了新知識，打開了人們的眼界。洋務派翻譯了一批西學書籍，介紹西方近代的科學文化知識；

4、引起了社會風氣和價值觀念的變化。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重義輕利、商為四民之末的觀念都受到很大的沖擊

洋務運動的事件背景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以及太平天國的打擊，清朝內外交困，清朝的一部分官僚開始認識到西方堅船利炮的威力。為了解除內憂外患，實現富國強兵，以維護清朝統治，開始學習西方文化及先進的技術，這樣一部分人被稱為洋務派。

在此之前一些學者就提出了學習西方國家的優點以增強國力，例如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㈣ 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是什麼

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洋務運動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但它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為中國的近代化開辟了道路。

洋務運動為中國近代企業積累了生產經驗，培養了技術力量。

洋務運動的認識：

1.洋務運動推動了中國近代的生產力的發展，同時還促進了民族資本主語的產生。

2.由洋務派引領的洋務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資本輸入。

3.洋務運動建立了三支水師，促使了中國國防的近代化，同時他們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派遣留學生，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國傳統的封建教育。

㈤ 急求資料！主題:中國民生百年變遷.

參考書目：《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薛君度 劉志琴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圖說中國百年社會生活變遷》仲富蘭主編，學林出版社，2001
《中國近代史十五講》朱英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中國近代文化史》焦潤明著，遼寧大學出版社，2006
《中國近代文化概論》龔書鐸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汪林茂編著，重慶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