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多少比較合適

㈠ 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高嗎城市化多少才算高

按國際看大多城市達到75%左右，我們國內不算高才66%左右，不過歐美國家已經證明城市化是條死路，因為貧富差距沒辦法解決目前歐美的快樂教育已經快要動搖自己的根基；

㈡ 潘石屹談中國城鎮化率達到多少算完成

潘石屹談中國城鎮化率達到75％以上至95％算完成。
一方面城鎮化率很高，另一方面，城鎮化質量卻不高，城市病日益凸顯，無疑不是城鎮化的發展目的和精髓，而提高城鎮化質量核心在於「人的城鎮化」。
城鎮化是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最大潛力所在。城鎮化不僅解放生產力，還能夠發展生產力。城鎮化，要圍繞提高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95％，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格局，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說白了，還是要以人為核心，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

㈢ 我國目前的城市化率是多少城市化率需要達到多少才能算發達國家

你好：
我國目前城市化率為47%，目前世界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0%，發達國家一般都在80%以上

㈣ 城市化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有利又有弊!
目前在我們中國應該是弊大於利

城鎮化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產物，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由於城鎮化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因此，正確判斷當前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就成為「十五」期間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的前提和基礎。總的判斷是：中國是一個低度城鎮化的國家；中國的城鎮化水平明顯滯後；中國的城鎮化正處於加速發展時期；中國城鎮化水平滯後制約經濟發展；中國城鎮化的發展速度年均增長一個百分點為宜。以下從五個方面進行分析判斷：
一、中國是一個低度城鎮化的國家：發展模式的判斷
中國是一個低度城鎮化國家，這是《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作出的基本判斷。《建議》指出：城鎮化水平低，這是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那麼，《建議》何以得出上述結論呢？
根據城鎮化、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不同，我們可以把城鎮化劃分為四種模式：第一種是適度城鎮化又稱同步城鎮化，即指城鎮化進程與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水平趨於一致和相適應的城鎮化模式，即城鎮化與經濟發展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如美國、英國、德國、奧地利、義大利、芬蘭、日本等。這是一種經濟發展推動型的比較合理的城鎮化道路，它能夠實現城鎮化與工業化和社會經濟的適度、同步發展。第二種是過度城鎮化又稱超前城鎮化，即指城鎮化水平明顯超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城鎮化模式，如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中東等。這是一種以犧牲農業發展為代價，造成嚴重的城市病，不利於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的畸形城鎮化，是一種無工業化的城鎮化。第三種是滯後城鎮化又稱低度城鎮化，即指城鎮化水平落後於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城鎮化模式，這是一種違背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的不合理的城鎮化模式，如中國、朝鮮、貝南等。這些國家的城鎮化明顯滯後於經濟發展，進而制約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見圖1），它是城鎮化的更高階段。[2-5]從中國目前城鎮化發展模式現狀不難看出，中國的城鎮化屬於低度城鎮化國家。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國城鄉人口逆向流動不是逆城市化，而是一種「反城市化」。對此，要加以區別。

中國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比較
城鎮化是否適度取決於多種因素的作用和變化，這是一個規律性的東西。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適度的城鎮化不但會產生較高的綜合效益，而且還會支付較低的各種成本。在城鎮化過程中，人口和各種要素的聚集不是無限制的。當這種聚集發展到一定程度，由城鎮化帶來的邊際聚集效益便呈遞減趨勢，而邊際聚集成本則逐步上升，當二者接近或相等時，城鎮化便達到理論上的適度。[6]
二、中國的城鎮化水平明顯滯後：發展程度判斷
中國的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同時，中國的城鎮化也滯後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一是中國的城鎮化落後於工業化。從圖1可以看出，1949年的中國的工業化率與城鎮化率相差不多，僅為1.93個百分點，1953年、1957年、1965年、1978年差距進一步拉升，分別為6.49、10.01、13.82、26.38個百分點，28年增加了大約25個百分點，年均落後近1個百分點。這一情形，直到近20年才有所改變。1996年城鎮化比工業化落後13.43個百分點，差距比1978年減少了12.95個百分點，到1998年差距進一步減少為11.8個百分點。[7]
二是中國城鎮化落後於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據世銀行專家分析，1997年中國實際的城鎮化水平(32%)要比名義的城鎮化水平(30%)高出兩個百分點。根據世界銀行統計資料，1992年、1995年、1997年，中國人均GNP分別為470、620、820美元，同期中國城鎮化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分別低15、12.5、11個百分點。按世界銀行的購買力平價(PPP)計算，1995、1997年中國的人均GNP分別為2920、3570美元，同期中國城鎮化水平分別要低20.8、22個百分點。[8-9]圖2直觀地給出了按人均GNP衡量的國內外在城市化水平上的差距。

三是城鎮化也滯後中國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城鄉結構的變動。1995年中國第一、二、三產業的比重為20.5:48.8:30.7，就業結構比重為52.2:23.0:24.8，同期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70%，分別比第一、二、三產業結構比重高出49.5、21.2、39.3個百分點，分別比第一、二、三產業就業比重高17.8、47、45.2個百分點。[10]
四是城鎮化偏系越來越大。根據城市化偏離系數公式Ue=△Pu/△Pa-1初步計算可知：1952～1978年，中國城市化偏離系數為-0.56，人口城市化進程嚴重滯後於農業勞動力的非農業化進程。1978～1982年，中國城市化偏離系數為0.34；1978～1990年，1978～1997年偏離系數分別為-0.42、-0.50；1991～1997年偏離系數為-0.65。這表明，除改革開放初期人口城市速度曾超過農業勞動力非農化速度外，其他三個分類計算階段，人口城鎮化速度都低於農業勞動力非農化程度，而且近10年來城市化滯後的現象更加嚴重。根據楊宜勇的比較，1997年，中國人均GNP為860美元，此時的經濟發展水平大約只相當於世界1964年人均GNP300美元的水平，按照這個系數中國現階段城市化滯後14個百分點。[11-12]根據葉裕民的比較，我國1997年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與日本1965年的水平相當，但我國1997年的城鎮化率(29.9%)比1965年的日本(68.1%)要低38.2個百分點。[13]我國不同地區城鎮化滯後的情況也不盡相同。根據魏後凱等人的測算，1997年東部地區顯性城鎮水平為39.96%，中部地區為30.65%，西部地區則為23.47%，中西部分別比東部低3.31和10.49個百分點；1997年東部地區隱性城鎮化水平已達21.67%，而中、西部地區分別只有14.53%和12.12%，分別要低7.14和9.55個百分點。[14]
三、中國城鎮化發展正處在加速發展時期：發展階段判斷
中國第一部城鎮化規劃——《「十五」城鎮化發展重點專項規劃》（2001年8月7日發布）在綜合分析中國城鎮化現狀、經濟發展水平和工業化水平及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明確指出：中國已經進入城鎮化加速發展的階段。[15]這是中國建國以來，首次以官方文件作出的基本判斷。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中國城鎮化發展已經進入加速發展的階段，但也有少數學者認為，加速階段還要一段時間，現在強調「加速發展時期」為時過早。筆者認為，中國城鎮化發展正處在加速發展時期。這可以從兩方面來判斷：
第一，從近年來中國城鎮化發展現狀看，中國城鎮化呈現出穩定、快速發展的態勢。一是城鎮人口不斷增長。1978年中國城鎮人口為17245萬，比1949年增加11480萬人，2000年城鎮人口增加到45594萬人，比1978年多出28349萬人，相當於1949年的8倍。二是城鎮數量不斷增加。1978年到2000年城市數量由193個增加到666個，22年增加473個；建制鎮由2173個增加至2萬個，22年增加了17827個。三是城鎮區域不斷擴大。據統計，1984年至1996年，全國295個城市市區土地面積佔全國土地面積的比重由7.6%上升到18%，年均上升0.86個百分點。四是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1978年城鎮化水平為17.92%，到2000年已增至36.09%，22年增加了18.17個百分點。五是城市綜合實力迅速增強。1997年，中國226個地級市以上城市中，GDP超過200億元的有34個，人均GDP超過一萬元的有109個。另外，1988～1998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平均增幅達19.3%，佔GDP的比重也從28.6%上升到37.2%。[16]
第二，從城鎮化發展水平看，中國城鎮化已進入加速發展階段。一是根據城鎮化發展的階段性規律，當一個國家城鎮化水平達到30%時，這個國家城鎮化發展就處在加速發展時期，也就是處在城鎮化發展的中期階段。二是1995年以來，中國城鎮化水平已經接近並超過39%這個分界線。1995年至2000年6年間，城鎮化率年均超過30%為31.01%。31.01%正好符合城鎮化發展的階段性規律，處在諾瑟姆曲線的中期階段上。三是近年來，不少學者運用種種城鎮化水平的測算公式，對2000～2050年若干年份中國城鎮化水平進行了測算，結束都是在30%以上，其中最低為30%，最高的為40%，平均水平為34.91%。四是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最新統計，2000年中國的城鎮化水平比1990年(26.23%)提高了9.86個百分點為36.09%。36.09%、31.01%或34.91%這些城鎮化率是否是一個合適、適度的合意城鎮化率呢？回答是肯定的。根據王錚的合意城市率公式和周一星城市化對應關系公式計算可知（註：王錚的合意城市率公式為：t=6.61-47.60α[,0]+0.09β[,0]+52.79(α[,1]+ε[,1])+111.75μ-30.42φ-0.16t[,1]-0.02t[,2]；周一星城市化對應關系公式為：Y=40.55lnX-74.96.），2000年前後中國的城市化率大約在30%～40%。[17]
四、中國城鎮化滯後制約經濟發展：發展後果判斷
中國城鎮化滯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農業現代化水平和城市承載力不高的原因，也有城鄉二元結構及嚴格的城市戶籍管理制度的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的弱質性，特別是鄉鎮企業發展的弱質性導致了非農業產業就業比重滯後於工業化水平，以及市鎮人口比重滯後於非農產業就業比重。前者滯後主要是由於輕工業勞動密集型特性沒有得到充分體現，比較勞動生產率高於重工業；同時，由於鄉鎮企業規模小、技術水平低、布局過於分散，規模效益沒有形成，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偏低。後者市鎮人口比重的提高滯後於非農產業人口比重的提高。滯後的城市化，對工業現代化不利，也有礙於農業現代化和居民生活的現代化。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促進，協調發展，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基本經驗。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與城鎮化超前於工業化一樣，都會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1958～1960年的超前城市化已為歷史所證實。滯後的城鎮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主要是三大後果與八大弊端。
城鎮化滯後從後果分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人口學滯後。由於我國實行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戶籍制度，導致今天的城市出現了「城市先老」的現象。1990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65歲及其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城市和縣分別為6.0%和5.7%，高出0.3%；城市人口老齡化要比農村人口老齡化嚴重，這表明人口城市化滯後的城鄉年齡結構差別效應由隱性轉為顯性，帶有明顯的滯後性。二是社會經濟後果。一方面，城鎮化滯後使大量勞動力過多地滯留在農村，造成嚴重的隱蔽性失業和勞動力素質及勞動生產率低下。另一方面，農村城鎮化滯後阻礙了農村內部和城鄉之間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造成資源的浪費和低水平的過度競爭。同時，滯後的城鎮化對市場需求的擴大形成嚴重的制約。三是環境後果。城市化的滯後加劇了城市和農村環境的惡化程度。前者如大氣污染、交通堵塞與水荒水臟等，後者如鎮鎮象村，村村象鎮等，形成了一系列的農村病。
城鎮化滯後，從負面效應分析，主要是八個弊端：一是城鎮化滯後抑制消費需求增長。據統計，1997年全國農村人均消費增長為1930元，僅為城鎮居民的31.9%，即三個農民還抵不上一個居民。二是城鎮化滯後阻礙了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三是城鎮化滯後妨礙農業產業化進程。四是城鎮化滯後阻礙城鎮建設和城市中心功能的發揮。五是城鎮化滯後阻礙產業結構調整和第三產業發展。六是城市化滯後影響國民素質的提高。七是城鎮化滯後影響建設用地的集約利用。八是城市化滯後影響城鄉生態建設。
五、中國城鎮化發展年均增長一個百分點為宜：發展速度判斷
「十五」期間，我國城市化速度應以多少為宜？期末城鎮化將達到多少？對此，不少專家作了研究探討。一種觀點認為，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但不超過1個百分點。從經濟發展趨勢判斷，「十五」時期城市化水平不會高於年均提高0.8個百分點，但如果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創新上有所突破，則有可能提高1個百分點。[18]另一種觀點認為，「十五」期間城鎮化率年均增長1.0～1.2個百分點，大約是1978～1998年年均增長速度的1倍左右。我們認為，「十五」期間的城鎮化速度應為0.8～1.2百分點之間，這是一個比較合適的發展速度。按第五次人口普查後的城鎮化新水平，預計到「十五」計劃末，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40.09%～42.09%；2010年將達到44.09%～48.09%。
「貧民區」解決城市化問題行不通

「有貧民區的城市，並不就會比其他城市矮一頭，相反卻是尊重農民工等城市貧民的自由，給予城市貧民福利。我認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興建貧民區，在關外開辟一塊土地專用。」

用「貧民區」而不是「貧民窟」，這體現了中國學者在遣詞造句時的特殊智慧，那麼兩者的區別究竟在哪裡呢？秦教授並沒有解釋，但綜合整篇的演講來看，「區」就是「窟」，只不過聽起來不那麼刺耳罷了。

雖然秦教授用了「自由」、「福利」等美好的字眼來裝飾貧民窟，但對貧民窟有一點感性認識的人，就不一定會同意。美國《史密森學會會刊》記者約翰·蘭開斯特在印度孟買最大的貧民窟達拉維看到：在這片面積1.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擁擠著100萬人口，巷子里堆滿了廢品和垃圾，散發著濃烈的腐臭味。這里也幾乎沒有什麼衛生設施，平均每15個家庭共用一根水管，每天只供水兩個小時，每1440個人共用一個廁所……約翰的結論是：「這里是城市裡的地獄！」

此外，各國的貧民窟無一例外都是當地社會動亂的根源，是流行病的淵藪，是黃、賭、毒泛濫和黑社會控制的地盤，是正規的警治和法治社會不能建立的「化外之地」。

因此，任何一個城市的市長，都不會也不應該把自己城市有貧民窟作為比別人「高一頭」的理由。

也許有人會為秦教授辯解說，設立貧民窟是一種無奈之舉，是為了讓農民工能夠以比較低的成本安頓下來。但在我看來，這一舉措不僅沒有改變城市對農民工的制度性歧視，反而把這種歧視更加制度化、合理化了。對於城市的管理者來說，可以更加理直氣壯不承擔貧民窟居民的福利，這一點只要看看孟買貧民窟的狀況就知道了。

所以我認為，如果真正關心農民工，那首先就應該為農民工去爭取這樣一種自由———免於墮入貧民窟的自由。這才是真正值得去爭取的自由，要知道，一個人一旦墮入了貧民窟，則相當於被社會拋棄，還有什麼自由、福利可言呢？

從更加宏觀的角度看，由於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用貧民窟來解決城市化問題，也是難以想像的。

據學者溫鐵軍統計，如果按國際慣例，把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並且從事的是非農職業的人都統計為城市人口的話，則中國已經有了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城市人口。假如按照南亞或拉美的比例，有一半左右的城市人口是住在貧民窟，那這個數字將是三億多人。在如此規模的貧民窟里，我們看到的可能不是自由和福利，而是災難。

解決中國的城市化問題，如果說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經驗的話，那麼照搬孟買或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模式就更不應該了。從長遠來看，中國的城市化還是應該兩條腿走路：一是按照新農村建設的既定方針，加大對農村的投入，使農民在農村也能過上與城市相似的富足安適生活，這不僅為中國未來的糧食安全投資，也是為了增強農民工在城市的談判地位，使他們可以選擇不去貧民窟；二是給每一個願意在城市定居的農民工以同等的國民待遇，提高工資佔GDP的比例，使他們能夠在城市裡過上一種有基本尊嚴的生活。

㈤ 中國城鎮化率 到多少了 最好是最新的 謝謝了

現在最新統計（2011年3月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城市化率是47.5％，今年力爭使城鎮化率再提高4個百分點，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再提高4個百分點達到51.5％。 未來發展戰略：「十二五」草案顯示，中國希望到2015年城鎮化率由現在的47.5%提高到51.5%。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㈥ 中國城市化水平

讓我們從三個方面來討論中國城市化水平，第一，中國在1949年以來城市化的歷史進程，第二，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現在的城市化水平處於什麼樣的階段？第三，在世界范圍內，中國城市化的速度如何？

1，回顧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改革開放以後，也就是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我們可以看下面這張圖，在1949年的時候，農村人口約占總人口的89%，十個中國人當中只有一個生活在城市。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農村人口都是中國人口的絕對主力，一直到1978年，農村人口依然占總人口的82%。但是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大量非農的就業機會，使得很多過剩的農村勞動力得以離開農業，大量的人口從農村遷移到城市，一舉扭轉了農村人口不斷增加的趨勢，注意到農村人口的峰值出現在1995年，這時中國大約有8.6億農村人口，而後農村人口迅速下降，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出現在2010年，農村人口數下降到和城市人口一樣的水平，各自約6.7億人，並且在此後被城市人口反超。可以說一個城市化的時代已經到來。最新的統計年鑒顯示，2014年，城市人口數約為7.5億 （占總人口的55%），農村人口數約為6.2億（占總人口的45%）。從1978年的82%到2010年的50%，中國僅用了32年。

2，從世界范圍來看，中國的城市化率與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還不相符，不僅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80.15%。世界經濟總量排名前幾位的國家，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等國的城市化水平都在75%以上。其中最低的是德國75%，最高的是日本93%，我們的鄰國韓國，城市化水平也高達82%。就算跟中等收入國家比，中國也低於中等收入國家的中上水平國家的平均值（62%），我國目前還只有54%。可見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當然這其中有統計上的因素，由於流動人口在離開戶口所在地，並且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才能被統計為城市人口，這有可能低估了我國現有的城市化水平。但是，專家預測，就算沒有統計上的誤差，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依然還不夠。現有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對應的城市化水平在60%是比較正常的。

3，我們再來看看中國城市化的速度，下面這張圖顯示了，從1950年到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每五年的平均增長率情況，總體上來看，中國的城市人口增長率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在1980年至2010年。中國大致在3%-5%之間。城市化水平最快的國家是低收入國家，年平均達到4%左右，中等收入國家的年平均增長率保持在3%上下，高收入國家的年平均增長率基本上在（或低於）1%的水平。中國的人口城市人口增長率在七十年代經歷了一個大的波動後，一直保持較高水平的增長，但這一增長水平處於不斷下降的趨勢，據聯合國預測，2050年中國的城市人口水平將保持穩定 ，城市人口不再增加。

總的來說，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歷了一個加速的階段，城市化水平迅速由20%增加到了50%。與同時期的世界其他國家相比較，這種城市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就絕對值而言，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依然與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不相匹配，還落後於世界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的平均值。未來，中國的城市化將進一步加大，如果將來進入高收入水平國家的行列，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有可能會穩定在80%左右。

㈦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城鎮化

近來，新型城鎮化已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人們普遍認為，新型城鎮化將會帶來難得的發展機遇。同時也有人認為，新型城鎮化就是新一輪的高速城鎮化，將會大興土木、圈地造城、逼農民進城上樓、推高房價。新型城鎮化果真會如此嗎？如何理解新型城鎮化？我國為什麼要提新型城鎮化？怎樣才能走出一條符合「五位一體」要求、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需要探討。
理解新型城鎮化必須科學總結快速城鎮化的成效與問題
城鎮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過程。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階段，城鎮化速度與城鎮化質量則存在著明顯差異。自1996年以來，我國城鎮化進入加速階段，每年新增城鎮人口約2000萬人，年均城鎮化水平提高近1.5個百分點。2012年，我國城鎮人口已經超過7億人，城鎮化率達到52.6%。
根據國際上一般經驗，一個國家或地區當城鎮化率處於30%到70%之間時，城鎮化速度則相對比較快。據此可以判斷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國城鎮化率還將快速提高。如何才能更好地確保我國城鎮化質量？這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為此，需要總結和反思我國以往快速城鎮化的成效和出現的重大現實問題。
快速城鎮化，使我國有效地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20世紀90年代末，亞洲一些國家發生了嚴重金融危機，我國經濟保持著平穩較快增長。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讓當今世界上發達經濟體遭遇歷史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美國財政懸崖、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日本經濟停滯不前，困擾著發達國家。同時，一些發展中國家無法從長期增長性貧困和中等收入陷阱走出來，一些發展中國家長期陷入戰亂和國內動盪。而自1996年以來，我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超過9%，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
快速城鎮化，帶來了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到2012年，我國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比重已經下降到約10%，工業化基本實現。城鎮化和工業化在帶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還肩負起了反哺農業和帶動農村發展重任。快速城鎮化，正在徹底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擺脫貧困。
現在，我國提出新型城鎮化，不是否定城鎮化道路，而應該是為了提高城鎮化質量。這樣，我們在充分肯定快速城鎮化成效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城鎮化出現的問題。
到2012年，我國轉移農村勞動力超過2.6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超過1.6億人，他們基本上都在城鎮就業，這是城鎮化快速推進給農村帶來的變化。快速城鎮化，拓寬了農民增收渠道。目前，我國農民在城鎮就業的收入超過在家中務農的收入。但是，每年轉移的大量農村勞動力，仍然游離於農村和城鎮，尚未成為真正的市民城鎮化，根本上是人口由分散在農村向城鎮集中的過程。
衡量城鎮化水平，基本指標是城鎮人口在全社會人口中的比重。如果只讓農民進城而不讓農民轉變為市民，這樣的城鎮化是一種不徹底的城鎮化。由於建設的需要，一些農民已經失去土地，但是仍然未能成為市民，人口城鎮化滯後於土地城鎮化問題突出。
人口城鎮化滯後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影響極其深遠。轉移農村勞動力不能市民化，無論對農村，還是對城市，都會帶來後遺症。農民工只能進城就業，無法舉家在城鎮生活，出現農村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等社會問題。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業和農村比較陌生，但是真正融入城鎮還比較困難。
農民工不能市民化，就會抑制消費，給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帶來困難。農民工不能市民化，就可能將農業作副業，制約農業規模經營，妨礙現代農業發展。農民工不能市民化，也會使民工荒問題日益嚴重，特別是逢年過節農民工回鄉所帶來的城市服務業缺工問題已經影響到城市居民家庭生活。
我國很多城鎮建設比較粗放，佔用土地過多，集約化程度不高。很多城鎮建設，比較注重征地造城，賣地搞房地產開發，土地財政富裕了城鎮政府，而對於居民必需的菜市場等公共設施建設既沒有投入，也不給合法的建設用地。一些城鎮注重引進工業項目，搞工業園，而對於公共綠地建設嚴重不足，城鎮生態系統缺陷大、環境差。
目前，我國形成的城鎮化體系極不合理。越來越多的大型城市和一線城市人口過於集中，甚至過分擁擠、交通堵塞、污染嚴重，房價過高，居民生活負擔重、質量差，「城市病」越來越突出。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經濟發展乏力，缺乏有競爭力的產業，對轉移人口的吸引能力不強。很多農村城鎮化地區已經聚集了大量人口，但是城鎮功能十分不健全。
一些城鎮政府缺乏大局觀念，過分注重經營城市，而公共服務意識比較淡薄，公共服務嚴重不足。城鎮政府普遍地對常住居民提供差別化歧視性公共服務，特別是在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方面尤為突出。
未來我國城鎮化仍將會快速提高。在城鎮化快速推進的同時，如何確保城鎮化質量？這就需要對我國城鎮化中暴露出來的問題，要敢於面對，深入研究，注重頂層設計，激勵創新，大膽實踐，不斷總結，及時糾偏。這樣才能走出一條更符合全國人民期待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只有新型城鎮化才能更好地實現中國夢
什麼是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內涵理應極其豐富。盡管目前很難清晰地界定新型城鎮化，但是隨著我國城鎮化的不斷實踐，其內涵也將不辨自明。從現有認識來看，我國在當前提出新型城鎮化主要是針對我國快速城鎮化實踐中所出現的重大問題而提出來的，無疑地，它負有新的歷史使命，是區別於我國以往的城鎮化，更是區別於世界其他國家一般的城市化。
結合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實際，綜合考慮到我國城鎮化成效與問題，新型城鎮化的總體目標應是城鎮化與我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能夠更好地相協調，在全面小康社會建設中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能夠更好地實現強國富民夢。
新型城鎮化必須對過去快速城鎮化的一些理念和做法進行糾偏。作為區別於以往的城鎮化，我國新型城鎮化應是由過去的制約外來人口融入城鎮向積極穩妥地將轉移人口市民化轉變的過程，城鎮建設和發展由過去的粗放方式向集約化轉變的過程，城鎮由過去的過分注重經營城市向服務市民轉變，城鎮政府公共服務由過去的只面向戶籍人口向覆蓋到全部常住人口轉變的過程，最終使城鎮化質量明顯提高，並形成大中小城市、小城鎮和城市群的科學合理體系。
作為區別於世界其他國家一般的城市化，我國新型城鎮化理應最大限制地避免城市病和農村病的蔓延和惡化，絕不讓貧民窟成為我國城市的社會問題，也絕不讓農村凋敝，便不會出現全社會只重視工業而忽視農業。我國新型城鎮化，必須有助於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
走新型城鎮化道路，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未來10年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讓更多的人生活在城鎮，不但可以讓更多人享受城鎮文明，盡快過上小康生活，而且也有助於減輕農村小康社會建設的壓力。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小康建設的重點和難點在農村。農村只轉移勞動力，而不能減少人口，有限的農業農村資源，不足以支撐城鄉居民實現均等化的收入，全面小康無從談起。農村人口大幅度減少了，全面小康建設的難度也就降低了。
走新型城鎮化道路，是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新型城鎮化，不但會讓城鎮更好地吸引合格勞動力，更好地提升勞動力素質，而且更加有助於促進城鎮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轉移農業勞動力市民化，可以讓勞動者更加穩定，徹底解決民工荒和勞動力結構失衡問題。通過轉移勞動力培訓和工作積累，形成稀缺的人力資本，增強經濟發展後勁。轉移農業勞動力市民化，不僅給城鎮提供產業工人，而且也會拉動消費，擴大需求，促進城鎮第三產業發展。走新型城鎮化道路，讓城鎮更好地聚集各類資源並優化配置，有助於實現產業升級。
走新型城鎮化道路，才能更好地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長期以來，城鎮建設往往都是低價徵收土地，以土地財政搞城鎮建設。推行新型城鎮化，能夠更好地維護拆遷戶和被征地農民的權益，減少利益沖突。推行新型城鎮化，更加註重生態環境建設，讓城鎮更加宜居，讓市民生活更有質量，這更加符合廣大市民的期待。
不斷糾偏才能闖出一條新型城鎮化道路
怎樣才能走出一條新型城鎮化道路？目前沒有明確的答案，需要深化改革，積極探索，大膽創新，不斷糾偏。
城鄉二元體制是妨礙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最大制約，我國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形成的塊塊分割的行政體制，城鎮建設與發展，往往以追求部分群體利益最大化，忽視城鎮長遠發展，忽視非當地戶籍常住人口權益，甚至將有戶籍居民與轉移人口常住居民權益對立起來，嚴重妨礙新型城鎮化的推進。要改革戶籍制度，完善人口管理，更好地建設城鎮，讓城鎮對人口吸引力更強。要重新設計稅制和社會保障分擔機制，調動就業地城鎮政府吸納人口的積極性。
推進新型城鎮化，關鍵要轉變城鎮建設與發展的理念，徹底摒棄城鎮化就是圈地造城的習慣思維，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城鎮建設，不僅修路蓋樓辦工廠，而且要更多地吸納外來人口，更好地滿足居民生活需要，更好地滿足人的全面發展需要。在大力發展城鎮經濟同時要建設好城鎮先進文化。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注重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城鎮發展。
推進城鎮化，主要應從城鎮布局和城鎮管理等多方面來解決部分城市人口過分集中而部分城鎮無法讓外來人口融入的問題。要通過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城鎮合理布局，大力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對於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小城鎮，常住人口達到城市規模的，要通過行政區劃調整，讓已經城鎮化的農村轉變為城市，以便更好地發揮城市功能。
大城市也需要農民工市民化。長期以來，像北京這樣人滿為患的城市，控制人口增長是城市發展的重要政策措施。為此，城市往往只對高學歷、海歸學子開放，而將外地農民工拒之門外。北京市季節性缺工問題，反映出北京人口遷移政策存在著很大問題。每當春節來臨，北京市由農民工從事的一些服務行業，如餐飲業、家政服務等傳統服務業，以及快遞業，就會出現嚴重的缺工問題。城市服務業出現嚴重的缺工問題，與現有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直接相關。如果轉移農民工不能市民化，每到春節，農民工總是需要回到農村到家的。
未來緩解大城市季節性缺工難題，可能需要對人口遷移政策做出相應的調整，也需要將一定的轉移農民工市民化，改善大城市人口和勞動力結構。大城市如果只有高端人才，沒有了從事一般服務的勞動力，大城市的產業體系就會不健全，社會問題就難以解決。
推進新型城鎮化，要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高城鎮政府公共服務水平。我國大量農民工在城鎮就業，但是不能與城鎮居民在社會保障和子女上學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這不僅是社會問題，也是經濟問題。應從法律和管理多方面入手，加強監管，讓城鎮政府拿出放棄常住居民歧視性政策的時間表，讓農民工也可以購買保障房，讓進城務工農民的所有孩子都能夠享受免費義務教育，就近上學和參加高考。改革高等教育招生計劃管理體制。對於異地參加高考的，錄取地招生名額可考慮由國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追加非戶籍學生計劃。
總之，新型城鎮化需要通過深化改革走出一條能夠讓人民幸福、環境優美、社會和諧的科學發展道路。

㈧ 一座城市或一個國家，城市化水平越高越好嗎

一個國家城市化水平比較高，那麼代表國家是比較發達的，是很多國家追求的目標，不過，任何國家都是需要農村的，並不是城市化越高越好，農村和城市是相輔相成的。城市化對一個國家是有好處的，代表一個國家的發達和先進，城市化越明顯，城市的人口也會比較飽滿，城市裡高樓林立，商業發達，經濟繁榮，科技發達，尤其是高新技術也很發達。而農村在一個國家也是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果農村萎縮落後，農村的貧困人口很多，那麼對一個國家的整體發展肯定是不利的。

國家對兼顧城市發展和農村進步的政策十分有積極意義。國家只有在城市和農村共同發展，才可以建設成一個全面發展的國家，可以最大程度的自力更生，自給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