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禎一年稅收多少

A. 明朝稅收收入為什麼比宋朝少得多

毫無疑問宋朝的財政收入比明朝高。但財政收入與國家總體經濟是兩個概念，比如我國財政收入大約是gdp的20%。日本占其gdp的10%。具體涉及到單位換算，宋石是67dm3，明石100dm3，明米價兩石一兩，宋前後變化很大，宋初便宜，但宋末就貴了宣和二年，詔六路封樁舊鹽數輸億萬，其聽商旅般販，與淮、浙鹽倉即今鹽鈔對算。四年，榷貨務建議：「古有斗米斤鹽之說，熙、豐以前，米石不過六七百，時鹽價斤為錢六七十；今米價石兩千五百至三千，而鹽仍舊六十。---宋史食貨志由上可知徽宗是米價已經2.5貫一石，考慮到宋初到南宋國家稅收的飛速提升，我想米價確實不斷提高也是合理的，我把南宋米價定在2貫一石。宋的1.6億貫=160000000/2*67=53.6億dm3米明朝稅收巔峰是永樂（吐槽一句，朱元璋某年覺得稅收夠了，或許愛惜民力，或許其他原因，所以給稅收定了額，所以明朝除非皇帝加其他稅一般稅收只會比洪武少不會多，朱棣靠的是開疆擴土增的稅收）永樂中，既得交阯，以絹，漆，蘇木，翠羽，紙扇，沉、速、安息諸香代租賦。廣東瓊州黎人、肇慶瑤人內附，輸賦比內地。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區糧3500萬石，絲鈔2500萬，明朝稅收折算是2石米1兩，絲1匹1兩，其實所收很雜，但是我大致上這樣計算了）明=(3500/2+2500)萬*100=42.5億dm3所以明朝的政府收入不如宋，但所謂10倍是胡扯出來的。根據安格斯·麥迪森著--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宋朝經濟發展較快，明清發展緩慢。但因為明清至少踩在了宋的肩膀上，的各種技術層面至少是高於宋，所以經濟情況應略高於宋，由於人口優勢總量超過宋是沒什麼異議的。宋朝可以說是相當生財有道的，但是否合理另議。以宋朝的稅收大頭鹽稅為例。明宋都是鹽引制。北宋一席220近鹽，收2.5貫或3貫，到北宋中期的6貫，再到徽宗年間的8貫。以6貫為例，和每斤27文。到南宋宋朝的鹽稅收到更高。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鬻海之利居其半，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害之也。且以淮東、二浙鹽出入之數言之，淮東鹽灶四百一十二所，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千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淮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袋，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二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余石，去年兩務場賣浙鹽二十萬二千餘袋，收錢五百一萬二千餘貫，而鹽灶乃計二千四百餘所。以鹽額論之，淮東之數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灶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慾望遣官分路措置。」---宋史。食貨志南宋一袋=300斤，由以上可知，南宋乾道六年，緊靠賣淮鹽67.23萬袋，收2196.3萬貫。合每斤收108文。再來看看明朝兩淮所轄分司三，曰泰州，曰淮安，曰通州；批驗所二，曰儀真，曰淮安；鹽場三十，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三十五萬二千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曆時同。鹽行直隸之應天、寧國、太平、揚州、鳳陽，廬州、安慶、池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廣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寧、南陽三府及陳州。正統中，貴州亦食淮鹽。成化十八年，湖廣衡州、永州改行海北鹽。正德二年，江西贛州、南安、吉安改行廣東鹽。所輸邊，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上供光祿寺、神宮監、內官監。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兩浙所轄分司四，曰嘉興，曰松江，曰寧紹、曰溫台；批驗所四，曰杭州，曰紹興，曰嘉興，曰溫州；鹽場三十五，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曆時同。鹽行浙江，直隸之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微州五府及廣德州，江西之廣信府。所輸邊，甘肅、延綏、寧夏、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十四萬兩。明初，置北平河間鹽運司，後改稱河間長蘆。所轄分司二，曰滄州，曰青州；批驗所二，曰長蘆，曰小直沽；鹽場二十四，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干一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十八萬八百餘引。萬曆時同。鹽行北直隸，河南之彰德、衛輝二府。所輸邊，宣府、大同、薊州。上供郊廟百神祭祀、內府羞膳及給百官有司。歲入太倉餘鹽銀十二萬兩。山東所轄分司二，曰膠萊，曰濱樂；批驗所一，曰濼口；鹽場十九，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十四萬三千三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曆時，九萬六千一百餘引。鹽行山東，直隸徐、邳、宿三州，河南開封府，後開封改食河東鹽。所輸邊，遼東及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五萬兩。福建所轄鹽場七，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十萬四千五百餘引。弘治時，增七百餘引。萬曆時，減千引。其引曰依山，曰附海。依山納折色。附海行本色，神宗時亦改折色。鹽行境內。歲入太倉銀二萬二千餘兩。河東所轄解鹽，初設東場分司於安邑，成祖時，增設西場於解州，尋復並於東。正統六年復置西場分司。弘治二年增置中場分司。洪武時，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引。弘治時，增入萬引。萬曆中，又增二十萬引。鹽行陝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汝寧、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澤、沁、遼三州。地有兩見者，鹽得兼行。隆慶中，延安改食靈州池鹽。崇禎中，鳳翔、漢中二府亦改食靈州鹽。歲入太倉銀四千餘兩，給宣府鎮及大同代府祿糧，抵補山西民糧銀，共十九萬兩有奇。陝西靈州有大小鹽池，又有漳縣鹽井、西和鹽井。洪武時，歲辦鹽，西和十三萬一千五百斤有奇，漳縣五十一萬五千六百斤有奇，靈州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斤有奇。弘治時同。萬曆時，三處共辦千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餘斤。鹽行陝西之鞏昌、臨洮二府及河州。歲解寧夏、延綏、固原餉銀三萬六千餘兩。廣東所轄鹽場十四，海北所轄鹽場十五，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廣東四萬六千八百餘引，海北二萬七千餘引。弘治時，廣東如舊，海北萬九千四百餘引。萬曆時，廣東小引生鹽三萬二百餘引，小引熟鹽三萬四千六百餘引；海北小引正耗鹽一萬二千四百餘引。鹽有生有熟，熟貴生賤。廣東鹽行廣州、肇慶、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北鹽行廣東之雷州、高州、廉州、瓊州四府，湖廣之桂陽、郴二州，廣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潯州、慶遠、南寧、平樂、太平、思明、鎮安十府，田、龍、泗城、奉議、利五州。歲入太倉鹽課銀萬一千餘兩。四川鹽井轄鹽課司十七。洪武時，歲辦鹽一千一十二萬七千餘斤。弘治時，辦二千一十七萬六千餘斤。萬曆中，九百八十六萬一千餘斤。鹽行四川之成都、敘州、順慶、保寧、夔州五府，潼川、嘉定、廣安、雅、廣元五州縣。歲解陝西鎮鹽課銀七萬一千餘兩。雲南黑鹽井轄鹽課司三，白鹽井、安寧鹽井各轄鹽課司一，五井轄鹽課司七。洪武時，歲辦大引鹽萬七千八百餘引。弘治時，各井多寡不一。萬曆時與洪武同。鹽行境內。歲入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餘兩。---------------明史食貨志我在明史中關於明朝的鹽稅收多少看到多種說法從明初的十一稅或承宋制的2.5貫美引到一引三四錢到，到一引五錢。但是按照上面史料。明朝一年發引235萬小引，和47000萬斤，稅收每年135萬兩。和每斤收3文。如果按照北宋的中期的每斤27文。那麼明朝的鹽稅就可以收到1215萬兩。如果不要臉按南宋乾道六年那麼收，每斤收108文。那麼可以收鹽稅5076萬兩。（因為我上面在定價時把購買力定在明1兩是宋4貫，所以5076萬兩可能負擔過重。那麼按明的購買力就是5076萬/4=1269萬兩。崇禎時期被詬病過多的3餉即使同征也是年1670萬兩。如果崇禎能在學宋朝在鹽稅酒稅茶稅上下功夫就可能不至於如此了）另外，宋朝海外貿易份額沒有想像的那麼多，受歷史條件限制，海運不發達，貿易量有限。熙寧五年，詔發運使薛向曰：「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請置司泉州，其創法講求之。」七年，令舶船遇風至諸州界，亟報所隸，送近地舶司榷賦分買；泉、福瀕海舟船未經賦買者，仍赴司勘驗。時廣州市舶虧歲課二十萬緡，或以為市易司擾之，故海商不至，令提舉司究詰以聞。既而市易務呂邈入舶司闌取蕃商物，詔提舉司劾之。九年，集賢殿修撰程師孟請罷杭、明州市舶，諸舶皆隸廣州一司。令師孟與三司詳議之。是年，杭、明、廣三司市舶，收錢、糧、銀、香、葯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三緡、匹、斤、兩、段、條、個、顆、臍、只、粒，支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六緡、匹、斤、兩、段、條、個、顆、臍、只、粒。南渡，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奸巧愈密，商人貪利而貿遷，黠吏受賕而縱釋，其弊卒不可禁。---宋史食貨志可知宋朝南北宋海外貿易收入應該在一百萬貫以下，宋朝市舶關稅在十稅一十稅二不等。（計算方法可能有不少錯誤，但所知所學有限，見諒了。比較理想的是抽取一年根據各種物價和稅收計算，但可惜數據不足。明朝農業稅沒有法律明文規定定額，但1393年規定北方新墾地永不起科，後來作為不成為規定適用全國，是否真適用全國我無力查證，找黃仁宇老師吧，我是引用他的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

B. 明朝崇禎一年的稅收有多少（全部加在一起）

農業稅收是2217萬兩，商業稅收是340萬兩（萬曆時期商業稅收最多的時候是480萬兩[89]），由此大概可以估計出，明朝政府如果不附加額外的稅收那財政收入總計大概在2500萬兩到三千萬兩之間浮動，崇禎時期應當相差不遠。
而額外徵收的遼餉加練餉就有1600萬，已經在原本財政總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此看來這額外加的稅收確實是很多了。但這樣來看問題，難免得出錯誤的結論。

C. 大明朝嘉靖年間的稅收一年到底有多少

明初至正統年間，明朝稅收大致在1500～2200萬兩，土木堡之變，中央政府軍戰力嚴重不足，中央對地方的管理有心無力，地方官員武將開始圈佔土地，軍戶逃亡嚴重，軍事中心由中央變為邊防軍，正德年間稅收只有600～800萬兩，到嘉靖年間北方和南方同時遭到攻擊，稅收更低，全年稅收不會超過400萬，並且邊防軍開始出現拖響，軍力嚴重下降，無法抵禦蒙古軍隊。隆慶年間，俺答封貢，北方安定，稅收有所增加，萬曆張居正改革，國庫年餘400萬，以後兩朝穩定發展，崇禎時期內憂外患，財政出現赤字，加派三響，稅收在800～1000萬，但是全國的土地多半在官紳手中，很少一部分農民承擔了全國的稅收，使得這些農民相繼破產，加入流賊，加速明王朝的滅亡

D. 崇禎打仗總缺錢，為何大清鎮壓太平天國時從不缺錢

因為清朝的稅收體系沒有被破壞，當時的官員們在清朝軍隊的高壓下，盡職盡責。而明朝崇禎皇帝時期國家根本收不上稅，不管是國庫還是皇帝內庫都沒有銀子。

明朝是正統統治地位。清朝是相當於撿便宜一樣，得到天下共主地位。所以明朝收稅時是要依法行使，而清朝收稅是只要結果不要過程。明朝皇帝有一道祖訓。一旦勢不可為即刻退守龍興之地，以待後世。所以當時清朝統治者將當時的人民當做奴隸一樣統治，只顧自己享受肆意搜刮，人民財富。

明朝是正統統治地位。清朝是相當於撿便宜一樣，得到天下共主地位。所以明朝收稅時是要依法行使，而清朝收稅是只要結果不要過程。明朝皇帝有一道祖訓。一旦勢不可為即刻退守龍興之地，以待後世。所以當時清朝統治者將當時的人民看做自己的財產一樣統治，只顧自己享受肆意搜刮，人民財富。

而且清朝鎮壓太平天國時，從全國各地有名的大商人手中敲詐過來，上億兩白銀。而且在當時清朝與世界貿易中是經濟順差，每年利用茶葉，絲綢等中國特產，在與世界各國的貿易之中賺取大量白銀來白銀。

E. 請問下，崇禎年間全國大概有多少兵力，年稅收是多少

5萬丁
250個牛錄
每牛錄200人

每牛錄出甲兵15~20人

甲兵3750~5000，按照5：3無甲兵2250~3000

總共8500~10500人（主力）

廝卒10000人（遼人一萬）

後金軍合計18500~20500人。

4、蒙古哈喇沁4000，其他5000，一共27500~29500人。

F. 據記載，崇禎年間明朝一年財政收入為400萬兩，而明初一年有4000萬石，相當於明末的20多倍，這是什麼原因

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從根本上講土地兼並的確是中國古代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不管哪一朝代的滅亡，土地兼並都是主要原因之一

因為不管收幾稅，有權優勢的地主就是可以向各種辦法不交稅啊，而且明末的吏治可算是一塌糊塗，貪污舞弊嚴重；在這剛剛經過魏黨禍亂，民心不穩；第三可能在當時在中原地區有嚴重中的天災，受災的地方沒辦法收稅不說還得調集糧食去賑災，一來一回隨手就減少了；第四，李自成叛亂，因為中原地區大部分都受到波及，但是的老百姓不可能在身邊還有人造反的時候還老老實實地在家種地嘛，要不就是去逃難，要不就參與叛亂。

G. 明朝一年的稅收多少，真的才四百萬兩白銀

沒錯。就是這么少。一方面是稅收低。基本上就十五稅一。比現在十稅一還低。另個就是明朝的稅收是不算商業稅的，商業稅理論上歸皇帝的內帑(私房錢)，但因為沒有嚴格的政策，皇帝僅僅靠太監去收取。所以很不穩定！比如萬曆皇帝內帑比國庫還富！崇禎皇帝窮的如狗！
明朝發展到後期，商業發達，進一步擠壓農業的空間，社會財富大量集中在商業這塊，就導致農民很窮。所以大明稅收因為收稅困難導致越來越少！商人反而富得流油！比如晉商八大家，比如江浙財閥！

H. 明朝崇禎年間錦衣衛百戶的俸祿是多少

錦衣衛百戶是六品，以下是大明會典關於六品官員的俸祿

正六品、歲該俸一百二十石。內本色俸、六十六石。折色俸五十四石。本色俸內、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四十五石。折絹俸九石。共該銀三十四兩六錢五分。折色俸內、折布俸二十七石。該銀八錢一分。折鈔俸二十七石。該本色鈔五百四十貫

崇禎時期也是不同年份不同，起先一兩一石米，到後來三五兩一石米，折衷三兩一石米，也就是一年俸祿六十兩 ，明末一兩銀子大概是現在人民幣五百左右。也就是一年三萬塊，不過明朝後期經常政府發不出錢，或者拿貨抵給官員，實際上可能三萬都沒有，總之是比較慘的。
延伸：一兩銀子到底值多少錢？要知道萬曆年間國庫年收入才達到200萬兩，而且還是經過張居正改革後國庫收入豐富才有的數字。其實古代大部分老百姓一輩子都沒有見過銀子，他們使用的都是「錢」，即銅板，我們常說的「沒有錢」，就是指沒有銅錢。
白銀和黃金是朝廷明令禁止在民間流通的貨幣，所以民間大多用錢或鈔。鈔：就是布做的貨幣。大量使用銅錢不方便，於是「而商賈沿元之舊慣用鈔，多不便用錢。」《明史》志第五十七 食貨五。所以說，進行大宗貨品交易的商人是用鈔的，而不是整箱子整箱子的用白銀和黃金。
我們這里要討論的是明朝末年白銀與現在人民幣之間的換算關系。

首先要了解，銅錢，白銀和黃金之間的兌換比例。就像現在的外匯價格一樣，這是常常變動的，不同朝代兌換比例不一樣，同一朝代不同時期也不一樣，不像現在1元錢等於100分這樣明確。 另外，明朝一斤相當與現在的596.8克，一斤十六兩，一兩摺合現在的37.3克。
根據以下描述：
「每鈔一貫，准錢千文，銀一兩；四貫准黃金一兩」《明史》，志第五十七 食貨五。
「於是戶部定：鈔一錠，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二石。」 《明史》，志第五十四 食貨二。
「金銀的比價從1600年前後的1：8上漲到20世紀中期和末期的1：10，到18世紀末則翻了一番，達到1：20。」
可知明朝前中期黃金白銀比為1：4或1：5，而1644年前後境外白銀大量流入，1兩黃金約可兌換8兩白銀。
得到第一個結論：1兩黃金=8兩白銀=8000銅錢

要討論貨幣購買力，一般通行的是兩種方法。一種是以黃金的價格作為基準來換算的，以國際金價來推算白銀和銅錢今天的價值。另一種方法則是同時使用米價和銀價作為基準，來進行推算的。
1） 國際黃金基準牌價，金價基本上在600美元一盎司周圍波動。我們就以600美元（2006年9月26日）為一盎司。一盎司為31.1克。明朝1兩為今天的37.3克。這樣一算明代一兩黃金相當於719.6美元，以今天（2006年9月26日）的外匯基準價來算，100美元兌換人民幣 791.5元來算，相當於5695.75元。根據1兩金為8兩銀，1000錢換算，明末一兩白銀相當於711.97元，取712元；一文錢等於0.7元。

2） 白銀基準國際牌價，銀價基本上在11美元（2006年9月26日）一盎司周圍波動。同金價的換算相仿，一兩銀子也就是1000銅錢，相當於104.4元人民幣，取105元。
3） 米價基準。根據歷史資料記載，米價如下：
明神宗萬曆時(16，17世紀之際) 白米(石)0.7-1兩
明崇禎十四、五年(1641，1642) 米(石)3.6兩(南京一帶大災時空前高價)；米(石)5兩(上海米價)
明崇禎末、清順治初 米(石)2-3兩
崇禎後期，災荒加上戰爭，糧價上漲很厲害，同樣1兩白銀買糧食可能買不了多少，可是買其他東西的時候卻有可能很值錢，因此這階段的數據不能作為一般購買力的參考。這里採用萬曆時期的最高價格作為一般物價水平，取每石1兩白銀來計算。明代1石合94.4公斤，按照現在大米價格3元/公斤計算，一石米摺合人民幣283元，即1兩白銀摺合283元人民幣。
這樣，我們最後得到三個數據，1兩白銀分別可兌換人民幣712元，105元和283元。其中黃金的價值歷史中一向比較穩定；雖然今天的糧食產量比古代大了很多，但是考慮到中國現在14億人口在消費，而明朝中後期保守估計人口也有七八千萬，因此糧食價格可以做為一個重要基準；考慮到白銀的比價在各歷史時期變化比較大，可參考性比較弱。
因此，我們取黃金基準的712和糧食基準的283取平均值，即497.5元。為了湊整數，便於換算，也便於大家有個感性的認識，這里取1兩白銀摺合人民幣500元。因此按照前一個比價的結論我們得到明朝中後期的貨幣兌換數據：
這就是我們的第二個結論：
1兩黃金=人民幣4000元=8兩白銀
1兩白銀=人民幣500元=1000錢
1錢=人民幣0.5元
由於實際上，1兩白銀至少能兌換1500錢，則1文錢=0.33元，也可以大略地認為是三毛錢。
另外說個小知識，1兩=10錢=100分，所以，一錢銀子=50元人民幣，一分銀子=5元人民幣，也就是10-15個銅錢左右。
這樣，我們對明朝中後期到清前期的物價就有了一個比較具體的概念。
明朝一個從九品官員的月俸是五石，也就是月薪2500元；未入流官吏月俸三石，合1500元，這是政府最基層公務員的工資。正一品官員月俸八十七石，合人民幣43500元/月，年薪52.2萬元人民幣，這可是當時政府總理的薪水，想來也不過分。
在明代，據說一個平民一年的生活只要一兩半銀子就夠了，如果糧食自給自足，錢只用來買點柴米油鹽的話，一年750多塊錢過日子是挺苦，不過也不是不可能，大家可以問問老一輩，他們過過這樣的日子，甚至一些偏遠貧困地區現在還在過這樣的日子。
袁崇煥殺毛文龍，得到士兵兩萬八千人，上書皇帝要求：「歲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雖然這是為了籠絡毛文龍的舊部而增加了的軍餉，但是也能看出個大概。就是說，養活一萬人的部隊，每年需要軍餉15萬兩，糧食4.86萬石即900萬斤。用現在的話換算過來就是，2.8萬人的一個軍，一年的維持費用為7500萬元人民幣，可以吧？
戚繼光在東南沿海募兵，規定每人年餉銀為10兩，到北方薊鎮後，守衛邊牆的募兵年餉增至18兩。這都是戰略要地的募兵價格，如果不是要參加重要戰斗，或者不是在重要地域，募兵的價格要更低：明修《武進縣志》稱當地 「受募者日銀一分」，年餉還不足4兩的。到崇禎年間，戰亂頻繁，大量百姓流離失所，食無所依，募兵變得容易，加上朝廷財政緊張，軍餉又比同期低了很多。
因此，得到第三個結論：維持一支萬人部隊的正常消耗應該是每年白銀8萬兩，糧食4萬石。
崇禎三年，御史郝晉言：「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九百萬。剿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我們來計算一下崇禎三年稅賦：遼餉，九百萬；練餉，七百三十餘萬，加上正常稅收二百萬，總共是一千八百三十萬兩。假設國家什麼都不幹，只養軍隊的話，能養活180萬人的隊伍。
綜上所述，我們一共得到了三個結論：
第一個結論：1兩黃金=8兩白銀=8000銅錢，
第二個結論：1兩白銀=人民幣500元，1兩白銀=10錢白銀=100分白銀，
第三個結論：一支萬人部隊每年的正常消耗應該是：白銀8萬兩+糧食4萬石。

I. 明朝到晚期為什麼收不上來稅

漢人的政權，不可能對漢人太苛刻，崇禎時期稅收只能收上來80%左右。滿清滿八旗不但不交稅，還能吃皇糧，對交不起稅的漢人決不手軟，甚至凌遲處死！電視劇天下糧倉有一個鏡頭，前龍年間河南抓交不起稅躲藏在田裡的，為使民眾出來，官兵大喊大叫：「再不出來，抓住男的割下面，女的割上面」，雖是電視劇，也足以反映滿清的殘暴。
崇禎時期的賦稅同滿清初期對比

按照郝晉說的情況，當時加派遼餉九百萬，剿餉停罷可不算，練餉七百三十多萬[事實上練餉也只徵收了五年就停止了]，則額外多加了一千六百多萬。這筆額外徵收的賦稅，真的很多麼？是否真能當得起橫征暴斂的評價？

不妨看一在正常時期的明朝政府的財政收入是多少

萬曆初期的「兩稅收入實征白銀266萬7680兩，若將本色米按照時價（米一石價銀一兩，麥一石價銀0.8兩）。則兩稅收入可達2217萬7358兩，商業稅收入包括鹽稅250萬兩，茶稅10餘萬兩、市舶稅4萬兩、通過稅60萬兩、營業稅20萬兩，總額不過340萬兩」[《萬曆礦監稅使原因再探》林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1]

農業稅收是2217萬兩，商業稅收是340萬兩[萬曆時期商業稅收最多的時候是480萬兩，由此大概可以估計出，明朝政府如果不附加額外的稅收那財政收入總計大概在2500萬兩到三千萬兩之間浮動，崇禎時期應當相差不遠。
而額外徵收的遼餉加練餉就有1600萬，已經在原本財政總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此看來這額外加的稅收確實是很多了。但如果就這樣來看問題，難免得出錯誤的結論。問題的關鍵是明朝政府原本的稅收就相當的低！正如我們在文章以前的部分曾經引用過的陳支平的話「自從明初洪武年間根據宋元以來的征賦情況制定了所謂的賦稅原額以來，雖然明代經過一二百年的社會發展，人口不斷增長，土地不斷開墾，但是政府所能賴以徵收的賦役的『原額』，卻基本上是不動的，其實際徵收量不但不能隨著人口增長和土地開墾的實際情況而增長，反倒是有所下降的」

「中央政府的財政經不起些微的變故，很快出現入不敷出的困境。」「國家財政用於社會公益的開支並不突出，而一遇到一些局部戰爭，國家財政的危機馬上顯現出來。這種捉襟見肘的財政困境，是與一個人口眾多土地遼闊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極不相襯的」

可以說明朝政府原本徵收的賦稅就過低，這才使得國家稍微遇到自然災害或者大的軍事行動，就陷入難以為繼，捉襟見肘，入不敷出的困境中。這就是在萬曆時期和崇禎時期幾次大規模增加賦稅的背景。如陳支平所說：「明代後期有所謂的『三餉』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會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賦加收了，但心平氣和的分析，三餉所加，不過每畝『九厘』銀，按明末的糧價折算，尚不足十斤稻穀，這在明末的畝產量中所佔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無論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象都認為明代的滅亡，三餉加派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而當國家發生戰爭時，適量的增加賦稅並非全無道理

[關於明代稅率高低以及各種攤牌的具體分析,見後文,這里待補,以何種方式插入尚需思考]

即便我們把明朝的糧食賦稅乘以三倍，那也不過是十分之一的稅率，完全在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也就是說對明朝政府來說，可以增加的賦稅，即便僅僅是糧食稅收就至少可以有四千萬兩白銀多。而崇禎時期額外增加的賦稅即便最多的時候也不過是2000萬兩不到，而大部分的時間僅僅只有一個九百萬兩的遼餉，把這樣的一個稅收當成是橫征暴斂，甚至說成是百姓無法忍受，是明朝滅亡的一個重大原因，只能是笑話之談！

其實即便是稍微動動腦子就能做出一個判斷，象明朝這么大的一個國家，所徵收的賦稅居然連應付國防開銷，都如此吃力，如此緊張，如果這樣的賦稅算重的話，那就真是見鬼了！無論和同時期的西方比，還是和日本比，明朝時期的賦稅尤其是崇禎時期的賦稅和所謂橫征暴斂根本扯不上半點關系！

如果這還不能說明問題的話，我們不放再把崇禎時期和滿清建立初期做個對比。
滿清入關的時候很做了一番漂亮文章，比如順治元年七月，在人類歷史上也可以排到前三名的民族屠殺的劊子手多爾袞下諭：「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後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如有官吏朦朧混征暗派者，察實糾參，必殺無赦！」
是冠冕堂皇，漂亮至極。但是實際情形又如何呢？
「然而，蠲免『三餉』的諭旨並未嚴格加以貫徹。除多爾袞邊外築城加派9省額外錢糧250餘萬兩、順治親政命抵額糧，及順治末一度加征練餉，應當指出的是，占「三餉」總額1／3的遼餉停徵未久，即『以前項遼餉在萬曆年間加派，故復照舊派征』也就是說，在實際執行中被停徵的僅剿餉、練餉而已。」
這里說練餉只是一度加征，所以沒算進去，但其實是應該算進去的，否則的話，崇禎也只不過是一度加征而已。關於加征剿餉的情況，顧??的南明史中是有所提及的「順治十八年還食言自肥，恢復了明朝剿餉，加賦五百多萬兩」。此外清朝還多了一個名目，就是沿海遷界把「上自遼東，下至廣東」的瀕海幾十里的沿海地區全部掃盪成白地，且不說這些沿海地區本身人力物力財力的滅絕性損失已經無法用金錢來衡量，光是這些地區被掃盪成白地後，本身的賦稅也被轉嫁到其他地區，僅僅福建廣東兩省農業賦稅加起來每年就在五十萬兩以上，如果把所有商業賦稅（其中鹽稅是重頭）以及所有其他沿海省份損失的稅收加起來，恐怕兩百萬的是比較保守的數字，「清政府採取了責令界內居民攤賠的辦法來彌補部分缺額。「其（界外）四十里之歲課，同邑共償之。至有所償過於其土著者。……自江南達東粵數千里，鹽場在界內者勿論，其界外缺額商賠之」。「惟以浙、閩、山東等處因遷而缺之課額均攤於蘇、松不遷之地，曰攤派，而鹽課之額極重矣」。」

此外滿清通過搶劫掠奪這種方式隱性方式收取的軍餉更是難以衡量，根據《中國農學史》

「清軍在征服中國各地的過程中，『大兵所至，田舍一空』。經濟最稱發達的江浙地區，更遭受異常殘酷的焚殺和掠奪，揚州、江陰、嘉定、蘇州、嘉興、金華幾個經濟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殺精光」[p85]

「滿州貴族對漢人的統治是極其野蠻的，在征服中國的過程中，到處劫掠燒殺，破壞生產，在北京，附近以至山東、河南境內又大量圈佔土地共達168-527頃，牧場和各省六萬多頃的駐防旗田還不在內。許多漢人被滿州貴族強迫為耕奴[p88][《中國農學史》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南京農學院編著科學出版社1984]

清兵所到之處，許多地方是被燒光，殺光，搶光，由此摺合成的賦稅恐怕是在千萬兩級別以上。

但現在所有這些我們都先不去考慮，不妨給吳思留點面子，給滿清留點面子，我們只來算一筆簡單的帳，假設滿清在不加遼餉，不加剿餉，不加遷界攤賠的情況下，僅僅徵收萬曆時期原額賦稅的情況下，給人民造成的實際負擔是一個什麼結果。根據《明代與清初耕地數的歷史比較》一文的介紹，滿清建立統治之後，全國的耕地面積比起明朝時期有急劇的減少（至於由人口大量損失造成的農業人口的損失更是難以估量，保守估計，明代崇禎時期，全國人口在兩億左右，而滿清在康熙初期的人口可能不到五千萬，人口損失四分之三以上）。萬曆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積是1161萬8948頃，等於11億6189萬多畝土地，而清代順治十八年，全國耕地數量是500多萬頃，也就是五億多畝（事實上即使到了康熙二十多年的時候，由於三藩之亂以及沿海遷界的關系，耕地仍舊是這個水平）[p308]，考慮到崇禎時期由於遼東陝西等地的戰爭，耕地減少一億畝的話是比較合理的估算，那麼即便到崇禎末期，全國耕地仍應在10億畝左右，而順治十八年相比崇禎時期，耕地損失在50%左右。（有些省份，比如四川在滿清的屠戮之下，幾乎是全部拋荒，「民無遺類，地盡拋荒』，「康熙六年，四川總督苗澄在奏疏中寫道『蜀省自屠戮以後，百里之內絕無人煙』」，誰屠戮的，當然是滿清自己屠戮，被某些人說成是屠四川兇手的張獻忠死掉的時間已經離苗澄寫這個奏疏二十多年了！還有如河南雲南貴州這些省市這些地區幾乎都是滅絕性的損失）
而順治十八年，滿清徵收的農業賦稅有多少呢？「清前期田賦以征銀為主，也徵收一定的米、麥、豆、草等實物。田賦收數，順治十八年（1661年）為銀2157萬余兩、糧648萬石；」[清前期財政概述作者：史志宏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3879]
這個賦稅對比一下「萬曆初期『兩稅收入實征白銀266萬7680兩，若將本色米按照時價（米一石價銀一兩，麥一石價銀0.8兩）。則兩稅收入可達2217萬7358兩」
如果按照糧一石價值銀子一兩來計算，則滿清這一年徵收的賦稅可達到2800多萬兩，比明朝經濟最發達的萬曆初期徵收的賦稅還要多。當然這裡面可能還有通貨膨脹的因素，但總體上出入應該不大！
以相當於明代百分之五十的耕地而承受明代百分之一百還多的賦稅，僅僅按此計算滿清時期百姓承擔的賦稅就已經是明代正常時期的一倍多了，而崇禎時期，即便是增收賦稅最多的年份，也從來沒有真正達到過這樣一個比例。

如果再考慮滿清通過其他途徑搜刮剝削的百姓財產，比如沿海遷界，屠城搶劫，圈地，逃人追捕等等更是難以衡量。這里的其他方面，比如沿海遷界等問題，我們在後面專論清朝的部分，還會加以專門論述，但追捕逃人，這里不妨引用《清代經濟簡史》中的一些話簡單介紹一下情況，「由於逃人『關繫到旗下資生使喚』，清官方視之為『清朝第一急務』。嚴懲逃窩，廣事株連。所謂『一捕十家皆滅門』，喪身亡家的不知幾千萬人，『地方各官革職降級的不計其數』」
「從清初逃人律的內容可以看到，對逃人的懲治較入關前『四次逃者方行處死』為重；對窩主的懲治較對逃人為重大，不但首次即正法或流徙寧古塔，家戶入官。而且殃及鄰里，甚至殃及傭工、賃房、留宿之家」
而逃人在清初的苛政中還算是比較輕的，同沿海遷界這些比起來只能算小巫與大巫了。

光是羅列數字，可能大家對滿清初期的情況還不能有一個形象的認識，我們不妨引用一些當時人的記載。看看請初百姓的負擔究竟重到了何等程度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顧亭林指出關中情況『以今所睹國維人表，視昔（指崇禎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窮財盡，又信徙而無算矣。……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四升，赴營千里，於是強者鹿挺，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河」
注意這是發生在康熙十九年時候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康熙盛世，這個康熙盛世的關中情形，居然比崇禎末還要慘，這大概給某些無恥歌功頌德的齷齪文人一記耳光吧

再看看葉夢珠《閱世編》的記載
「清初『賠累既窮，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貸營錢、借當錢、掇米錢，借一還百，竟不能清理，家業盪然，性命殉之』」

葉夢珠是上海人，他記錄的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的情況，「『賠累既窮，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貸營錢、借當錢、掇米錢，借一還百，竟不能清理，家業盪然，性命殉之』」
在滿清的搜刮壓迫，橫征暴斂之下，不是賦稅徵收多少比例的問題，而是「家業盪然，性命殉之」，崇禎時期的江南，發生過類似的情況沒有，一個也沒有！

孟森著《奏銷案》
「明江南田賦雖重。但常拖欠，而清奏銷案。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餘人，號曰抗糧，既而盡行褫革，發本處枷責，鞭撲紛紛，衣冠掃地。如某探花（葉方藹）欠一錢，亦被黜，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

這樣的事情在明代崇禎時期是不可想像的！一萬三千人並不是一個小數目，滿清不會象明朝政府那麼客氣，明朝拖欠賦稅幾乎是家常便飯，名義上是那麼多，真正能收上來的，恐怕有一半就不錯了，而滿清的話，你要敢拖欠一丁半點，那就對不起來，屠刀馬上就懸在你的脖子上。

滿清雍正編寫的《大義覺迷錄》中還記載了呂留良的一句話「今日之窮，為羲皇以來所僅見」，這句話本是作為呂留良大逆不道的罪狀被雍正憤憤無比的提及，但無意中卻也保留了當時人的一些真實記載（難怪乾隆一上台就趕緊把他老爹費了一番苦心編寫出來的書當成禁書銷毀，他這個當兒子的知道他們滿清的那些什麼狗屁盛世都是建立在謊言之上，有一句真話流傳後世，哪怕是作為反面教材，那也是相當的威脅），呂留良主要生活在明末到康熙這段時期，他說的今日自然是指他在說這話的時候所生活的康熙時期。明朝滅亡的時候，他似乎和少年英雄夏完淳同歲，是十四歲還是十六歲，說「羲皇以來」自然是有些誇張了，畢竟他出生以前的時代，他也沒親眼見過，無從比較，但至少崇禎時代他是經歷過的，康熙時代他也是親身經歷，所謂「今日之窮，為羲皇以來所僅見」，有一點大概是肯定的，在呂留良眼中，這個所謂康熙盛世其實是比他青少年時代見過的崇禎時期還要窮的多！這句話，也從側面說明了，百姓在滿清統治下生活之窮困之艱苦！

如果我們說滿清從順治中期到康熙二十年左右的時間里，百姓所承受的各種負擔總計起來，平均下來應該在崇禎時期的三倍乃至四倍左右（對個別地區就不是三倍四倍的問題了，而是全部財產乃至生命都徹底損失的問題），這應當不是誇張的說法。然而這樣的負擔顯然並沒有讓滿清政府因此垮台，反而是使他們穩固了自己的統治。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從橫向比較來看，崇禎時期的賦稅，比起同期的西方國家，比起日本來，實在並不算重；從縱向比較來看，比起入關後的滿清那種窮凶極惡。瘋狂至極的搜刮剝削，敲骨吸髓，橫征暴斂來，崇禎時期增加的那點賦稅就更算不得什麼？

J. 明朝每年國庫收入是多少

明萬曆朝張居正改革農業稅，把各種勞役食物稅收合成一種銀稅，名一條鞭，盡管被東林黨吹捧成中興善政，但實際每年只有200萬兩。萬曆是大明被東林黨編排最狠的君王，開收海稅每年400萬兩，監督茶園每年20萬兩，之後准許明黃大紅等犯忌顏色布料民間販賣收取布稅和商稅礦稅，就是小冰河和萬曆三大征也沒有影響國家繁榮，萬曆自掏腰包三大征一千一百萬兩內庫仍然有盈餘。崇禎朝東林黨上台，禁止收取所有萬曆實現的稅收，平反吹捧張居正，把萬曆中興所有的功勞歸給張居正，並加大農業稅徵收，將農業稅定為三百萬兩，但實際還是只收上二百萬兩，還逼迫農民造反。明末對後金用兵先後一共六千萬兩，張居正朝收支勉強盈餘，大明每年的農業稅極限就是200萬兩，萬曆之後無論皇帝還是朝臣一個賽一個的是敗家子，可想這些銀錢是誰攢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