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一個月能領多少大洋

① 國民黨時期一塊大洋 相當於現在多少錢

要看什麼時期的，民國早期相當於50多元，晚期只相當於30多元。

以大米、豬肉、白糖、植物油和棉布等衣食用品在上海市場的價格為例(民國元年是1912年，民國成立以前的大洋沿用清朝的):

1872年上白米為每舊石(音擔)2.7銀圓，計算大米的容量單位1舊石=10斗=160舊斤=177.7市斤(許多人通常誤認為1石=100市斤是搞錯了)，就是說當時每斤上白米價格為1.5分銀圓。這時期1塊銀圓大約摺合今人民幣1百多元。
1901年米價為每舊石4銀圓，也就是每斤2.2分錢。這時期的1塊銀圓大約摺合今人民幣70元左右。
1911-1919年米價恆定為每舊石(178斤)6銀圓，也就是每斤米3.4分錢;1銀圓可以買30斤上等大米;豬肉每斤平均1角2分-1角3分錢，1銀圓可以買8斤豬肉;棉布每市尺1角錢，1銀圓可以買10尺棉布;白糖每斤6分錢，植物油每斤7-9分錢;食鹽每斤1-2分錢。……這時期逗一塊錢地大約摺合今人民幣40-50元。
1920-1925年上海大米平均為每市石9.5銀圓，1市石=160市斤，也就是每斤大米5分多錢，1銀圓可以買18斤大米;豬肉每斤平均1角4分-1角5分錢，1銀圓可以買7斤豬肉;棉布每市尺大約1角2分-1角4分錢，1銀圓可以買8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錢，植物油每斤1角5分錢，食鹽每斤2-3分錢。……這時期逗一塊錢地大約摺合今人民幣35-40元左右。
1926-1936年上海大米平均為每市石10.2銀圓，也就是每市斤大米6分多錢;或者說，1銀圓可以買16斤大米;豬肉每斤大約2角-2角3分錢，1銀圓可以買4-5斤豬肉;棉布每市尺大約1角5分-1角8分錢，1銀圓可以買6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5分錢，植物油每斤2角錢，食鹽每斤3-5分錢。……這時期逗一塊錢地大約摺合今人民幣30-35元左右。

當時上海的物價比北京(1928年以後稱為北平)高出大約10-20%，一般說來，南方的物價比北方高些，城市的物價更比鄉鎮要高得多。
30年代在北平，一塊銀圓(大洋)可以請一頓逗涮羊肉地;在上海，一塊銀圓(洋鈿)可以請兩客西菜套餐。要逛公園，一塊銀圓可以買20張門票;要看演出(戲劇或電影)一塊銀圓可以買10張入場券。至於精神食糧，一份報紙零售3分，一塊銀圓可以訂閱整月的報紙;一部《吶喊》售價7角，一塊銀圓可以買一本比較厚的書，或者兩本比較薄的書。

② 八路軍為什麼沒有軍銜

八路軍為什麼沒有軍銜?下面是我精心為你整理的八路軍沒有軍銜的原因，一起來看看。

八路軍沒有軍銜的原因

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和新四軍不實行軍銜制(除個別人有軍銜)

朱總被授予上將 還許多授予中將少將

抗戰爆發後，1937年9月，蔣為表示與各黨派的團結和籠絡人心，特邀周總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還授給他中將軍銜，享受上將待遇。中將軍銜的人月薪為160塊大洋，特准享受每月240塊大洋的上將待遇。

第二次合作時 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納入國民革命軍序列，部隊編制、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服裝、標志、軍銜基本都與國軍相同。八路軍、新四軍的一些將領也被國民政府直接授予軍銜。 下級軍官和士兵則由八路軍和新四軍自行授予。

因為考慮到官兵平等問題 只是我們當時沒有正真大量授銜 有的幹部甚至不知道自己有軍銜 原工程兵學院院長王兆相由師工兵主任調任後方留守處警備團長 在一份公文中看到到是“上校團長王兆相” 才知道自己有軍銜了

我們派出部分幹部參加國民政府工作， 為了方便交往，他們也都佩戴軍銜。

新四軍平江通訊處主任塗正坤、副官羅梓銘軍銜分別為上校和少校。

軍銜的等級劃分

通常由將官、校官、尉官、士官和士兵構成，有的國家在將官之上還設有元帥，在尉官與士官之間還設有準尉。軍銜按獲得者的兵役狀況和所在部隊的專業性質，在橫向上又區分為不同的類別。許多國家的法律規定，軍銜是軍人的終身榮譽，非經法律判決不得剝奪，不犯錯誤不得降低，具有一定條件的軍人退役後，在規定的場合有權著佩帶軍銜符號的軍服。實行軍銜制度的意義，主要是有利於提高軍人的榮譽感和責任心，加強軍隊的組織紀律性，方便部隊的指揮與管理，促進正規化建設，對國際聯盟作戰和軍隊間交往也具有重要作用。

軍銜等級設置的數量，每個國家各不相同，最多的設二十多級，最少的只設十幾級。軍銜等級設置多少，總體上受本國軍隊的規模和編制體制的制約。歐洲早期的軍隊最大編制是團，所以當時最高軍銜只到上校，將軍則是代表君主或元首指揮作戰的首領。以後，隨著軍隊組織編制的擴大，將軍逐步區分為若乾等級，以指揮不同規模的軍隊。目前，各國軍官軍銜同軍隊職務之間有一定的對稱關系，通常是少尉對應排長，中尉對應副連長，上尉對應連長，少校對應營長，中校對應副團長，上校對應團長，准將對應旅長，少將對應師長，中將對應軍長，上將對應方面軍司令官。西歐式軍銜傳入中國的時間，是20世紀初的清朝末年。清朝政府規定軍銜設六等18級;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和北洋政府，都規定軍銜設六等16級;國民黨政府成立後，軍銜等級最多時設六等18級。

③ 首個率部起義的國軍將領高樹勛，毛主席親發賀電，最終結局如何

1946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可恥地撕毀早前與我黨簽訂的停止國內沖突的協定，悍然對我黨領導的解放區再次發起全面進攻，枉顧此前與我黨的和談協議。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無恥行徑，我黨領導解放區軍民英勇地進行反擊，開始了壯烈而又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解放戰爭初期，國民黨反動派擁有飛機、坦克、重炮、戰艦等先進的武器裝備，海陸空三軍齊全，反觀我解放軍別說是飛機、坦克，連重炮都很少。在裝備上，我軍與國民黨反動派相差很是懸殊。

然而，我人民解放軍打仗從來都不依賴於什麼先進的武器裝備，憑借著頑強的意志和堅定的信念，我軍「小米加步槍」照樣打贏了「飛機加坦克」的國民黨反動派。

國民黨反動派雖然擁有強大的武器裝備，可是此時國民黨軍中的多數將領早已墮落，不知保家衛國，只知爭權奪利；不知排兵布陣，只知相互傾軋；不知黎民疾苦，只知貪圖享樂，可以說此時的國民黨軍已是爛到骨髓里了。

國民黨軍「私而忘公，已無必死之心」，而我人民解放軍為了國家，為了人民，可以大公無私，可以團結一心，可以悍不畏死。國民黨軍沒有信念，我軍卻有，這就是國民黨反動派為何有遠超我軍的武器裝備，最後卻還是輸給我軍的最根本原因。

國民黨軍內部只知爭權奪利，相互傾軋，這就讓國民黨軍中少數仍心懷國家和人民的愛國將領十分失望。最後，這些愛國將領為了心中的理想，多數選擇加入我軍，一同對抗早已爛透的國民黨反動派。

提起國民黨軍陣前起義的將領，我們經常提及的就是傅作義、陳明仁、董其武等起義將領，他們的起義都為我黨的解放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

好比傅作義，他的陣前起義，使北京得以和平解放，讓五朝故都北京及其故宮、天壇等珍貴 歷史 建築得以得到完好地保存，200萬北京百姓的生命和財產免遭兵禍。

當然，說起國民黨軍的起義將領，除了傅作義、董其武等人，則必然得提起一位起義將領， 那就是自抗日戰爭以來，國民黨軍中第一個起義反蔣的高級將領高樹勛 。

1945年10月30日，正當國民黨軍以「受降」的名義，搶佔全國戰略要地，進攻我黨領導的解放區時，時任 新編第8軍軍長高樹勛，突然在 邯鄲馬頭鎮宣布起義，這就是「邯鄲起義」。

「邯鄲起義」開創了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軍大部隊起義的先例，為我軍迅速奪取作戰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當時的國內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1945年11月13日，高樹勛經由鄧小平擔任入黨介紹人，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1901年10月19日，高樹勛出生在河北省鹽山縣高金庄一個貧窮家庭。高樹勛有兄弟姐妹7人，家中生活都靠父親高步午一人養活，因此這讓高家的生活是舉步維艱，最後逼得只能是廉價賣出家中僅有的幾畝薄田來暫時維持家中生計。

賣田得來的錢，只能是暫時幫助高家度過一個難關。當這個錢用完後，高步午只能是靠租種大戶的田地來維持家中生計。

但是，高家的生活雖艱辛，可最初在高步午的堅持下，高樹勛並沒有失去讀書識字的機會。1906年，高樹勛8歲時，被父親高步午送入私塾讀書。

在私塾讀書期間，天資聰慧的高樹勛，特別喜歡讀書，學習也很是刻苦，他每天從私塾回來後，都會主動地將每日所學的功課再復習一遍，因此他的學習很好，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

高步午對高樹勛這個聰明的兒子也是充滿著希望，每當家裡來了客人，高步午總是用手拍著高樹勛對客人說：「我們一家，今後就全指望我這個孩子啦。」。

然而，隨著高家的生活越來越難以為繼，高樹勛在私塾斷斷續續地讀了四年書後，終於還是在1912年秋天被迫離開了自己心愛的學堂，收拾好筆墨紙硯，回家扛起鋤頭與自己的父親、兄弟姐妹在田間辛勤勞作，為家中的生計而努力著。

時間轉瞬即逝，來到1914年，這時高樹勛16歲。為了養家糊口，小小年紀的他毅然背起行李，前往天津投奔姐夫李銀橋，希望他能給自己找一份糊口的工作。

然而，李銀橋只是一個在金剛橋上賣煙卷的，自己都顧不來，又怎有餘力去幫小舅子呢。因此，來到天津沒多久，見姐夫也是有心無力，高樹勛就辭別了姐夫一家，往北京奔去。

到北京後，在同鄉的幫助下，高樹勛找到一份在血料廠里推石磨，加工血料的工作，這才勉強在北京站穩了腳跟。不過，這份工作的工資實在是太低，且高樹勛還小，體力也跟不上，所以，不久高樹勛就又辭去這個工作，找了一份包吃的雜貨店工作，當學徒。

但是，雜貨店的工作還是不能讓高樹勛有養家糊口的能力，此時還沒等高樹勛自己能養活自己，他家裡的生活卻開始舉步維艱起來。不久，高樹勛的家中寄來了一份信，信中寫道： 「家裡的生活有些困難，最好找一份管吃管穿的工作，這樣能往家裡寄點錢貼補家用。」。

看完信後，高樹勛明白自己還是得另謀出路，找一份真正能養家糊口的工作。

可是世道艱難，戰亂四起，別說是找一份能養家的工作，就是找一份能養活自己的工作都難，因此這讓高樹勛困惑許久。

此時，高樹勛每天都在思考該找一個什麼樣的工作才能養家糊口。突然有一天，高樹勛想到自己有一個舅舅在馮玉祥的第16混成旅里當軍醫，又想起現在這個世道，要想有一個包吃包住，又能養家糊口，又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的工作，除了當兵，恐怕就沒有其他選擇了。

於是，經過慎重的考慮，高樹勛決定去四川綿陽投奔自己的舅舅。來到綿陽後，在舅舅的幫助下，高樹勛順利在軍中補了空名，成為16混成旅一團三連一個小小列兵。

當兵後，高樹勛每月都有六塊大洋的軍餉，因為當兵包吃包住，他不需要花什麼錢，所以高樹勛每隔三個月就會把十八塊大洋寄往家裡，在這些錢的幫助下，高樹勛家中生活才算是有了一絲的好轉。

因為高樹勛小時候讀過幾年的私塾，粗通文墨，所以每逢其他戰士要寫信回家報平安時，他們都會找高樹勛幫忙寫家信，每次高樹勛都會欣然幫忙，不會拒絕，因此他在16混成旅一團的人緣極好，一團士兵都親切地稱他是「小書生」。

1917年6月14日，張勛趁府院相爭之際，率辮子軍在北京擁立宣統溥儀復辟，一時間全國嘩然。不久，段祺瑞與馮國璋聯電數張勛八罪，發表討伐張勛檄文，馮玉祥率第16混成旅官兵響應討逆，高樹勛隨之加入討逆大軍，討伐張勛。

戰後，高樹勛因作戰勇敢，被馮玉祥看重，升為貼身保護馮玉祥的手槍連班長。

1918年11月，孫中山在廣州舉起護法大旗，反對段祺瑞破壞《臨時約法》 。為打敗孫中山的護法軍，段祺瑞命馮玉祥部第16混成旅趕赴福建，與護法軍作戰。此時，馮玉樣拒不接受段祺瑞命令，在武穴通電全國，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主張罷兵息爭，南北議和。

見馮玉祥居然敢違抗自己的命令，並私自發表議和通電，段祺瑞是惱羞成怒，下令免去馮玉祥16混成旅旅長職務。然而，沒過多久，因局勢對段祺瑞越來越不利，為緩和局勢，段祺瑞只得向馮玉祥低頭，約他來漢口談一談，馮玉祥對段祺瑞的邀約也欣然應允。

在馮玉祥前往漢口與段祺瑞談判時，負責保護馮玉祥安全的就是高樹勛的那個手槍班。在馮、段兩人會談時，為保護馮玉祥的安全，高樹勛是槍不離手，手指始終是壓著扳機，處於隨時可以開火的階段。最終，高樹勛的嚴密保護，讓馮玉祥得以平安歸來。

漢口歸來後，鑒於高樹勛的出色表現，馮玉祥開始有意地培養他，想讓他在今後成為自己的左膀右臂。不久，馮玉祥就將他送到了學兵營學習，系統化學習測繪、軍事操典、射擊常識等軍事知識。

在校學習期間，學習刻苦的高樹勛努力學習各種軍事知識，最終以每科全優且名列前茅的成績，順利從學兵營畢業。畢業後，高樹勛被委任為機槍營司務長。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高樹勛在馮玉祥轉戰河南洛陽之際，率軍繞道北京萬壽山，長途奔襲到長辛店，並很快擊敗了在此駐守的奉軍。憑借著此戰的勝利，高樹勛升至營副。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高樹勛再立新功，升任直屬隊機槍營營長。

次年8月，高樹勛升任團長。

1926年9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宣布全軍加入國民黨，並參加北伐。

北伐歲月，英勇無畏的高樹勛屢立戰功，職務因此也是一路高歌猛進，直至成為國民革命軍第12師師長兼青海省代省長。

1930年，中原大戰後，馮玉祥宣布下野，西北軍被迫接受蔣介石的改編，高樹勛12師因此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27師，高樹勛仍擔任師長職務。

1931年初，高樹勛的27師被蔣介石調往江西參加第二次「圍剿」蘇區。

在此期間，高樹勛被我黨強悍的戰鬥力和為國為民的革命理念所深深折服，他感受到「共產黨是為窮人打天下的」。為此，自此之後本就有救國救民理想的高樹勛，他就不再願與我軍交戰。

同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這時高樹勛響應我黨「停止內戰，團結對敵」的號召，以部隊休整為由脫離「圍剿」戰場，拒絕參加第三次「圍剿」，不願再參加內戰。對於高樹勛的請求，蔣介石堅決不肯，高樹勛一氣之下，便以養病為由跑到廬山，藉此躲開與我軍的交戰。

12月14日，寧都起義的發生，讓高樹勛是更加不願意率軍與我軍作戰，為了徹底避免與我軍的交戰，他索性就不告而別，放棄手中的兵權，躲回天津的家中。

當然，高樹勛只是不想與我軍交戰，但是一旦要跟日寇交戰，高樹勛沒有一絲退卻之心。

1933年5月，馮玉祥在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高樹勛就第一時間響應，傾盡家產，購買了槍支彈葯，趕往張家口，並被馮玉祥任命為騎兵師長，與其一同抗擊日寇。

1936年，高樹勛又在宋哲元的邀請下，出任河北省保安處副處長。次年「七七事變」爆發後，高樹勛成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6師師長，舉起抗日義旗與日寇作戰。

抗日戰爭時期，高樹勛歷任師長、軍長等職，與我黨進行密切的合作，為國共合作抗日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早在1938年，高樹勛就與我軍有了密切的合作關系。

當時，我八路軍駐第一戰區聯絡處應高樹勛要求，派遣鍾輝（1955年授少將）、楊志雅（原河南省軍區副參謀長）兩位同志前往高樹勛部工作。

臨行前，駐第一戰區聯絡處主任朱瑞同鍾輝、楊志雅這樣說道：

鍾、楊來到高樹勛部後，高樹勛十分高興，在經過簡短的交談後，就交代身邊的工作人員： 「等楊先生休息好，派人把他送到一旅旅長張翰泉那裡去。鍾先生就留在我身邊做事，給鍾先生上校軍銜。他們都是我請來的客人，你們要尊重他們，他們要做什麼要給予方便。」。

此後，越來越多的共產黨人加入到了高樹勛的隊伍中，在他們的建議下，高樹勛下令在本部組建了政治部，並交由鍾輝和楊志雅負責。隨後，高樹勛大力支持我黨在其所屬的部隊中宣傳我黨的革命思想，並大力推動全軍學習毛主席的《論持久戰》、《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問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等著作。

與此同時，抗日戰爭中高樹勛始終堅定自己的民族立場，任憑日寇怎麼威逼利誘，高樹勛都不屈服，不當漢奸，並堅決反對一切破壞抗戰的行為。為了國家和人民，高樹勛甚至是冒著生命危險，除掉了暗中投靠日寇的漢奸石友三，一時傳為佳話。

1940年4月，石友三在冀南戰斗中遭到我軍慘重的打擊，嫡系部隊損失殆盡，為滿足他心中的私慾，他居然不顧民族大義，暗中投靠了日寇，並准備拉攏高樹勛與日寇一同對付我軍。

這時，高樹勛堅決表示：「漢奸決不能當，要給兒孫後代留後路」 ，他不願意做漢奸，也不想看到別人做漢奸去做出危害中華民族的事情，所以當高樹勛知道石友三做了漢奸後，是毅然決定將其除掉。

12月1日，高樹勛與孫良誠密謀，以邀請開會的名義，將石友三誆騙到高樹勛部駐地河南濮陽柳下屯，而後在會議途中將石友三控制。當天夜裡，高樹勛就命士兵用麻繩套住石友三的脖子，將其活埋於黃河（支流金堤河）岸邊。

1945年，中華民族在英勇奮戰、悍不畏死的軍民的共同奮戰下，終於戰勝了日寇，贏得了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搶占更多的勝利果實，悍然撕毀與我黨簽訂的各項和平協議，玩弄「假和談真內戰」的騙局，在與我黨進行談判之際，突然向我解放區發起進攻。

1945年9月，國民黨反動派突然對我軍發起進攻，企圖搶占平津，奪取東北。高樹勛被委任為第11戰區副司令長官，率所部新8軍掩護其他部隊打通平漢鐵路。

高樹勛本就不想與我軍交戰，一直以來他對我黨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張都很是支持，他從心裡是認可只有我黨領導的軍隊才是為窮人打仗的軍隊，而高樹勛就是窮苦出生，他明白窮人的生活是有艱難。

原本高樹勛認為抗日戰爭已經結束，窮人的苦日子總算是到頭了，可是沒有想到蔣介石居然還要打內戰，因此高樹勛是從心裡抵觸打內戰，更別說還是跟自己認可的我軍打。

見蔣介石執意要發動內戰，高樹勛心灰意冷，也很是反感，他不想再為這些只知爭權奪利，不管百姓死活的反動派打仗了，他想起義，跟隨為窮人打仗的我軍一起對抗國民黨反動派。

1945年9月上旬，高樹勛派人秘密來到我軍上黨戰役的前線指揮部，與劉伯承、鄧小平商談和平事宜，並向我軍提供了國民黨軍在華北的作戰戰略及軍事情報。

對高樹勛的舉動，劉、鄧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劉伯承親自給高樹勛寫信，歡迎他派人和我黨聯系，並表示高樹勛有任何需要，我黨都會予以適當援助。

然而，由於高樹勛的家人在徐州，被國民黨反動派嚴密監視著，所以高樹勛並不敢立即發動起義。我黨也明白高樹勛的處境，竭盡全力救出高樹勛在徐州的家人。

10月28日，在張愛萍將軍的緊急部署下，高夫人等被安全護送到河北武安伯延，與高樹勛團聚。隨著家人的平安到來，高樹勛終於下定決心，發動起義。

高樹勛的突然起義，讓國民黨反動派瞬間方寸大亂，喪失了固守的信心，最終我軍贏得了平漢戰役的勝利。

高樹勛率部起義後，關於改編問題，11月4日，毛主席親自致電劉伯承、鄧小平：

經過劉、鄧與高樹勛等起義人員的慎重決議，起義部隊改稱為「民主建國軍」。

同日，高樹勛致電毛主席、朱總司令：

11月10日，民主建國軍在太行山麓的武安縣伯延鎮宣布成立，高樹勛任民主建國軍總司令、王定南任總政治部主任。

11月13日，鄧小平作為高樹勛的入黨介紹人，介紹高樹勛入黨，就這樣高樹勛成為了一位光榮的共產黨員。

新中國成立後，高樹勛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員、河北省民革副主委，河北省副省長等職務。

1955年，高樹勛被授予一級解放勛章。

1972年1月19日，高樹勛在北京去世，享年74歲，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高樹勛出身貧苦，前半生坎坷曲折，喜歡讀書，卻因為家境貧窮被迫輟學，之後小小年紀為家中生計遠離故土，異鄉奔波，是推過磨，當過學徒，什麼苦都吃過。為了能貼補日漸難以為繼的家中生活，毅然選擇了當兵，而後便是半生戎馬生涯。

然而，無論之前的道路有多坎坷，作為一個炎黃子孫，他始終擁有著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有著堅定的民族立場，不受任何人威逼利誘，只為國為民著想。正是因為高樹勛有著這樣的堅強信念，最終讓他走上了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

④ 解放軍士兵每月領取的薪水是多少

當前義務兵享受供給制生活待遇，第一年每月津貼700元，第二年每月津貼820元;若兩年後晉升士官，領取工資，下士約4500元左右，中士約5400元左右，上士約6400元左右，四級軍士長約7400元左右。各地區因為艱苦環境不一樣，略有不同。

義務兵服役期間，享受家庭優待金，城鎮籍義務兵標准為每戶每年12000元-15000元，農村籍義務兵每戶每年4500-6000元;到西藏、新疆等艱苦地區服役的義務兵家庭由當地縣市區政府給予一次性獎勵10000元。這個各地區也略有不同。

⑤ 八路軍為什麼沒有軍銜。

解放前中國軍隊都沒沒軍銜，體現官兵平等，只是解放後才有的，有了肩章等軍級標志

⑥ 民國時期用的大洋是現在人民幣的多少

1912年的北京，一塊大洋能買60斤普通大米（孟天培、甘博《二十五年來北京之物價、工資及生活程度》，北京大學出版部1926年版），也可以供6個人去東來順吃一頓羊肉火鍋（據《吳虞日記》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60*3=180塊

1914年的上海，一塊大洋能買44斤大米，也可以供5個人去中檔的西餐廳吃一頓西餐（據香港名醫陳存仁回憶錄《銀元時代生活史》）。

• 44*3=132塊

1931年春天的廣州近郊，一塊大洋能買25斤大米或者20斤豆角（玉昆《廣州近郊的生活》，收錄於《農村生活叢談》，申報館1937年版）。

• 25*3=75塊

1937年夏天的成都市區，一塊大洋能買16斤大米，或者17斤麵粉，或者5斤豬肉，或者40個雞蛋，或者45斤大蔥，或者47斤包菜，或者5斤白糖（魏樹東《成都地價與房租之研究》下編表1《成都市二十七年六月及七月出售物價表》，收錄於《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77冊，台灣成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

• 16*3=48塊
  

• 1911年相對穩定，糧食價格不是很高，可以算作比較合理的銀元購買價格，14年以後軍閥混戰到抗日戰爭，糧食價格一直在漲，所以1塊銀元約等於現在200塊RMB

*從地域上看，上海、廣州等城市的糧價較高，大洋的購買力相對低一些，比如說魯迅在北京定居時，一塊大洋能買五六十斤大米，後來去了上海，一塊大洋只能買20斤大米（據魯迅日記）。

從時間上看，糧食價格越到後來越貴，大洋的購買力也就跟著越來越低。例如同樣在北京，1915年一塊大洋能買20斤麵粉，到了1925年，就只能買12斤麵粉了（據孟天培、甘博的調查報告《二十五年來北京之物價、工資及生活程度》）。

雖然大洋的購買力隨著地域和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但終歸屬於「值錢」的硬通貨，不管什麼時候，不管什麼地點，不管是誰，只要幾十塊大洋花出去，一定能買到一大堆好東西。以五四時期曾經跟魯迅齊名的反禮教鬥士吳虞為例，他有妻有妾，有幾個女兒，有四個僕人和一個老媽子，一家十幾口人，在成都市區過小康生活，一個月下來全家買肉買菜只花22塊大洋就夠了（據吳虞1914年6月20號日記）。後來他來到北京，在北京大學做教授，請蔡元培、胡適、周作人、顧頡剛、錢稻孫等同事吃飯，在王府井大街東華飯店大擺宴席，魚翅、鮑魚等名貴菜品應有盡有，一頓飯也只花了25塊大洋（據吳虞1922年2月26號日記）。再後來吳虞去上海旅遊，晚上入住英租界最豪華的酒店「遠東飯店」，要了一所高檔套房，每天房費才5塊大洋（據吳虞1924年6月24號日記）。

民國前期，北大的教授生活優裕，家家都雇聽差、雇保姆，甚至還雇廚子、雇車夫，全部算下來，一個月無非只要花上30塊大洋的工錢（仍據吳虞日記）。魯迅在北京阜成門西三條胡同買下第二所四合院以後，把母親和原配夫人朱安都接過去住，並雇了三個老媽子侍候她們，每個老媽子除管吃管住以外，每個月的工錢只花兩塊大洋（詳見拙著《民國房地產戰爭》第三章，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版）。這說明大洋的購買力確實很強，也說明那時候老媽子的收入確實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