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方標準是多少

『壹』 古方中醫的一小是多少克

古方中醫的一小，就是一錢約3.125克

前面做圖有錯誤，更正：

這個也採納一下。謝謝！

『貳』 古代中醫是怎麼衡量什麼葯該用多少葯量的呢

中葯離不開實踐，至於湯劑的形成是伊尹之後，方劑的形成也是在不斷嘗試單味葯的基礎上開始嘗試配合使用，比如內經里產生的十三方，還有最早的五十二病方。另外產生了七方、八陣二十二門等制方原則，最後產生比較成熟的君臣佐使的配伍結構。你提到的古代人研究中葯、配置方劑的研究方法應該有很多種途徑，從原始的口嘗、親身嘗試到練習氣功調息狀態下體驗葯物的作用歸經，如現不可考的《胎臚經》，就是在類似胎息狀態下的道家內證體驗，此外還有術數原理，從河圖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術數里悟出的配葯比例而研發出的六一散；以及直覺思維等的探索。必須要說明的是，方劑里的用葯量是一個范圍，而不是一個單一的數值，這樣，才可能為辯證論治和臨證加減提供一個參考，而不是一張一成不變的處方。
以上為自己手打，下面提供一點發展史

另附一些資料，供您瀏覽參考：
方劑的形成發展：方劑形成很早，具體是何時，何人所為，尚不能查。從歷料上看，方劑的發展至少在周以前，在發展葯物治病後，積累經驗，從單味發展為多味治病，在多味治病中逐步摸索出一些東西，知道了如何配伍治療最好，這是第一個前提，第二個前提是方劑形成離不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一定的知識、工具，才能有方劑的產生，從生食到熟食，有這些條件為方劑的形成提供基礎，在周休《禮記》「君有疾飲葯，臣先償之，親有疾飲葯，子先償之」。可見當時已葯煎後飲用，也說明當時人們對葯有無毒性，嘗不明了，故先用人償之。《史記·倉公列傳》及《流沙陰簡》中見出有方，如長桑君教扁鵲以「禁方」，禁方乃自己的積累的方劑，不輕易傳與人，扁鵲治病人假死時，用了「八 」之劑和煮之，說明當時方劑已具備了一定的形式，也有一定的道理，證明這些方不將葯物草率的堆切，而是有一定的規律和目的，更主要證明了這一問題。在《內經》中，關於治療原則、方法、方劑配伍組合的一些理論，都有很多記載，說明到了《內經》時代，方劑的理論已經成熟了，此處成熟並不意味完善，從開始到定形，已經把它當中經驗的東西抽取出來，總結成為比較有系統的理論，所以說它是成熟的，在《內經》雖只記載了十個方，但這十三方還是相當原始的，有的還是單味葯，有些方用葯簡單，從此可能會疑問，理論發展到這樣地步，為什麼沒有方？因為古代著作，從《漢書·藝文志》中看出，它是分開的。《內經》是醫經，有七家，經方比它多，有十一家，所以在《內經》中少，還有更多的，雖沒傳下來，但有記載，在那裡已積累相當的資料，形成了理論，在此以後，更進一步是張仲景的著作，記載了相當多的方，有314方（除去重復及後世的附方），從方的數量、葯的數量及劑型上，都說明在這一時期又有很大的發展。應特別指出的是，仲景方有它的特點，非常精練嚴謹，針對性強，換一葯便是另一方名，加減一些劑量是另一方名，證有所不同，方便有了改變，而經過後人的研究，這些方的配伍當中，有相當的經驗和道理，從方劑來說，它的立法、用葯非常精練、嚴謹，針對性強，為我們後人學習和研究方劑提供了很寶貴的東西，後人不僅尊之為「醫聖」，而且稱其書為「方書之祖」。
從發病原因分析、探討，對病因病機，隋代的巢元方《諸病源侯論》側重談病的發生、特殊症狀，由於這樣的發展，促進了臨床各科的發展，促進了用葯物治病的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方就更多了，這是一方面，另一個是到了後來，在這些方書里有一些可以明顯地看出來是海外來的，如婆羅門，它不是咱們的名字，是南洋的，由於交通的發達，中外的交流，各種各樣的文化、物產，也擴大交流，包括了外來的醫葯葯方。在祖國醫學的遺產中，包括了一個部分是吸收了外來的東西在裡面，在這些外來的東西不是拿來的，而是融合起來的，是融合在祖國醫學的系統裡面，很明顯，不僅善於吸收，而且善於有機地將其融合要一起也是中醫的一個傳統。
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將他們能收集對的，經它們的選擇加以分類整理，另外引用歷代著作的理論，《內》《難》《傷》《金匱》《巢氏病源》等加以論述，還有一些他們自己 的，是現在可以看到的專門的方劑書籍，當中可以看出用葯的精神與傷寒沒有太大的變化，《傷》側重用辛溫，「寒為陰邪，傷人之陽，保護陽氣」，用溫熱，這是現在可以看到的，《傷》的六經辨證，辨證論治，有理到法，從法到方，從方到葯，理法方葯全了，而這里著重談方，這是主要的方書。《肘後方》比較簡單，用葯基本上跟《傷》精神沒有太大的變化 ，是治療表證，但已經用清熱葯與其配合，也開始有了一些清熱解毒的方劑。從這里可以看到用葯的發展，結合葯物的發展，由於治療中積累經驗，由於葯物的不斷發現，使用葯物的增多，使用葯物的方法理論更加發展，到這時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化。方劑的形成發現，也有個「風格」的變化，最明顯從宋代開始，習慣上講金元四大家的學說，另外還有對葯物理論的研究，從宋開始，對這個問題比較重視，從張元素開始研究，過去說葯物的性味、歸經、功用，但它為什麼產生這些功用，為什麼能歸經，對這理論的闡發從宋開始。宋時戰亂多，生活不穩定，病的情況比較復雜，對人體的影響也有了不同的變化，還有就是宋封建統治階級對這也比較重視，知心民眾，實質上是為了長生，講究煉丹、服石，同時收集了民間各種有效方劑。從宋中葉開始，將葯材作為封建統治的專利、專賣、壟斷，隨著醫學的發展，積累了相當的經驗，在這樣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從整個醫學的發展中，方劑也得了相應的發展，而由於方劑的發展，又促進了醫學理論和臨床各科的發展。在醫療實踐中，方劑的發展使得方法更多了，在這時期，辛涼解表的方劑開始形成，表裡同治的方劑比較多見，《傷》仲景是先表後里，是非常嚴格的，表證先需解表，張也提到表裡同治，辛溫加辛涼的問題，如加石膏等，但這些方面的應用比較少，不像在宋代比較多，不僅是辛溫與石膏等的配伍，而且發現的葯物增多，也開始用辛涼解表的葯物治療，由病理、人的體質、人們對病的認識的深入，在用葯上看起來味數多了，但它的主治配伍還是比較嚴格的，不是隨便的加減，它還是有機的配伍，葯多理不亂，由於對疾病的認識深化了，考慮的面比較全了。宋開始對過去的方進行了理論分析，成無已對《傷寒》進了解釋，在《傷寒明理論》中講了20多首方，完全用《內》的理論來解釋，說明這方為什麼能治這病，這方為什麼這樣組成，它的配伍的道理是什麼，它內在葯物與葯物之間的聯系有什麼東西作了一些說明，從這以後方劑的理論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廣泛了，對方劑理論分析的書籍多起來了。宋以來的方書多，不單是時代性問題，也由於印刷術的進步，書流傳的比較多。另外，促使方劑的發展還有一個原因是溫病學說開始萌芽，方劑的治療方面的問題也有所不同，在溫病當中強調的是陰液，特別強調的是救陰液、保陰液，與《傷》保陽氣不同，保陰液並不是否定保陽氣，救陰液也不否定護衛氣，只是側重面不所不同，由於接觸的病接觸的具體情況，具體實踐的對象不同了，所以強調的側重面不同了，正因為這樣，促使了方劑的進一步發展。金元四大家在他們各自的學說當中，有它獨特的發展，劉河間善用清熱，他研究《內》結合當時的實踐，認為病機十九條不出一個火字，「六氣皆從火化，皆從熱化」，主張用寒涼，用寒涼並不等於它不用別的葯物治病，而是他有用寒涼治病中他在自己獨特的經驗，從理論到實踐他有自己獨特的經驗，也就是在理法方葯都有特長，如地黃飲子，不僅是寒涼的問題；張子和主張用汗、吐、下，人稱「攻下派」；李東垣主張調脾胃，從脾胃立論，側重五臟六腑的功能，以後天為本，認為人的飲食亦為氣血，人體的營養從脾胃而來，先天所有的東西很有限，而人所傷，脾胃為主，創立了脾胃學說，同時創立了許多方，具有代表性的是補中益氣湯，也就是在臨床上提出的「甘溫除大熱」的問題，這對後來治療內傷雜病影響很大，在這個學說上確有成就，除此之外，他也擅長治外科病；朱丹溪特別強調相火，他對相火的研究比較深，強調「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一水不 二火（君相二火）或五火（五臟之火），主張滋陰降火，與其說其為滋陰派，不如說其為降火派，用一黃柏就是大補陰丸，從這一角度，他認為降火就是滋陰。四家各有特點，但本身的學說獨特於一個面，並不局限於這一方面，它整個是從《內》《難》開始，到後世的一些著作，對葯物的研究，四家學派的產生跟當時的葯物研究有很大的關系，對葯物的分析，比以前來說更加細致，這就給後來留下有用的東西。就是他們的學術之爭，如果用得不恰當，也會造成一些壞處，偏執一見，在臨床中都是錯誤的，我們要辨證論治，不能證病跟學派來生、按我的擅長來生，而應根據病人的病來分析、來治療，對四家要有正確的認識，把其長處結合起來，不能抓一家，否定其他家，而就其本身的學說，也不是完全完整的，特別剛才提到的丹溪的降火滋陰的問題，張子和汗吐下三法，他認為治療以攻邪為主，邪去正自安，實際上三法包括很多內容，常超出此三法的內容，正如我們講八法，細分很多法，只是歸納起來而已，簡單理解是不行的。
自宋以後，方書更多，論方劑理論的書如《醫方考》，對《傷》方闡述的醫家也很多。歷史上最大的方書是《普濟方》，《本草綱目》方劑也很多，它不僅闡述了一些方劑理論，對葯的解釋中論到方的理論。
方的理論在《內經》里很多，有一些是治則、治法，過去在名詞上沒有區分，現在我們對這兩個概念加以區分。治則指治療疾病當中都必須遵循的東西，如在基礎理論中，治病必求於本，正治、反治、標本、因時因人因地制宜，這些不管治療那一個病，都需以此為原則來加以考慮。治法是針對具體證、具體病來進行的，法可分很多，***下有許多小法，把汗法說成解表法還是不恰切的，汗法中有許多方法來發汗，在《內》中就有不用葯物的發汗法，「漬形以為汗」，可能用熱水，可能用葯煎，對虛人感冒，補中益氣湯方歌中，「陽虛外感此方施」，通過扶正的途經治療，現在有扶正解表，法有大有小，法針對性很強，有具體的對象，治法與所辨得的證應是相對應的，表證解表，表寒辛溫解表，表熱辛涼解表，是對應的，氣虛外感，則益氣解表，陽虛外感助陽解表，再小的一個方子都有它的治法；也可以包括幾個法在里，瀉下救陰時用大承氣湯，黃龍湯既益氣又補血，既有人參，又用當歸，是補法加瀉法。到了後世，邪實正虛可用扶正葯加入，加用益氣養血葯，也可用清熱滋陰葯，或者益氣滋陰同時用，這是從《傷》三承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感冒，表證固然有典型的表寒表熱證，表寒用辛溫，表熱用辛涼，可是也有一些由於人的生理條件不同，自然條件不同，往往在疾病過程中不能辨是表寒或表熱，因此在用的時候當寒熱相配，而在《傷寒》中用麻黃，桂枝，或者大青龍，那裡沒有一種辛涼解表，而現在大青龍等用的少，是因為其他的葯豐富了，這些問題說明方劑是發展的。
經方、時方的問題。對經方，一說仲景為經方，一說唐以前的方為經方，對此了解一個概念就行。自唐以後用葯的風格，隨葯物的豐富，理論的提高，疾病的變化，開始不同，各有所宜。
方劑理論，在《內》里很多，有的是治則，有的是治法，專門對一個方劑進行理論性解釋始於成無已在《傷寒明理論》中把20個方作了細致的理論性的論述，這可以說是方劑理論著作的第一篇，從這以後逐漸多了。對《傷》證所對應的方也多了，對這也有了爭鳴，實際上也就是方劑的發展。《醫方考》專門解釋方劑，針對證解釋方，有其特點，也有不足之處，同樣的方可用於不同的證，可以說是異病同治，實際上用於不同的證、不同的人，它的配伍用量、配伍的君臣佐使上總是有所變化的，吳昆在後一問題上說明白的，在前一個問題還不夠，從這兒開始可以說是方劑發展過程中的又一次飛躍，加強了方劑的論理性，是把方劑的配伍組成，從理論上說得更清楚。從這以後，便多了起來，《名醫方論》《絳雪園》等，從明以後多，這與歷史的發展相應。
方書爭論最大的難點是方書分類問題，時至今日，仍未解決，從已有的分類方法看，主要有幾種。《五十二病方》所謂分類，既無順序，也無分類，到《千金》《外台》既有病科分類，又有臟腑分類，《千金》分小嬰兒方、婦科、大臟六腑、虛熱寒實；按病：《傷寒》，從此方劑分類有了框架，後世分類大體上在此基礎上變化。另有分類是按治法，這種分類的書不多，如明《景岳全書》有古方八陣、新方八陣，用葯如用兵，葯就是兵，遣兵調將布陣，講究王者之師，講究王道，這在中醫治病中是一個特色，也是個優勢，是根據中醫整個理論特點而來的，它不是治病，而是治病人，在從《內》理論中明確看到，它治的不是機械的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會人，簡單地說，中醫強調七情為病，與社會發生關系。中醫的整體觀，人是一個整體，社會自然又是一個整體。中醫的特點在於它治療的是社會人，因此不是以單一的治病為目的，既要治病，還要治好人，不能為了治這個病同而造成另一個病，不能因為治療這個病，而造成他的生長發育障礙，不應給他其它各個方面造成損害，這 是中醫治病的一個基本思路。當然在搶救危重的病證，在治標時，那又是一種情況。但總的來說，中醫講治標不忘本，主導思想是不離開人。如五味子仁可降轉氨酶，但從觀念的整體來說，也造成害處，就是一停葯就反跳，反而比以前還高，加大量可再退，反復幾次最後就無效，給其他葯治療也造成困難，對病也是愈反復愈加重，這就相類似如鎮痛既止痛，是為有效，但並不是所有使用鎮痛劑止痛都是有效的，很明顯的闌尾炎腹痛用鎮痛劑是危險的，說不定要出醫療事故的，因為掩蓋了他的症狀；而中醫不是這樣，辨證審因，而後來論治。張景岳引用王元正的「見熱不表熱，無汗不發汗，見血不止血，見痰休治痰」，強調仍是治病求本，講的是更深一層的道理。我們在臨床上治病，已不單純是科學性的問題，已上升為藝術性的問題，中醫處方往往不能統一，在過去往往是一種說不清的怨枉，實際上這正是中醫的一個特點，一個優勢，內容豐富，方法多樣手段各種各樣，雖人所掌握的方法不同，但它可達到相同的效果，而臨床上辨證後，他要精雕細啄，不僅要對病清楚，而且對人也要搞清楚。過去醫時，對此不理解，明明把燒退了還要挨批評，過去講傷寒病現在講溫病，在看這種病時，不是看你是多快退燒的，不是看這個病的全過程是多長時間，把病治好後3個月的情況如何，還要把這個病人原來的病合並治療，病好以後的身體比以前還要健康。這里著重強調治病不要忘了人，用葯不要只取一時之效，治病必求於本，盡管我是針對某一個問題，但不忘他的本質所在，我當前解決的只是一個問題，特別現在內科復雜的病又特別多，我們要逐步解決，總的我們要知道他的本在哪裡。
八陣是按治法分類，真正的八法，作為分類，象張景岳歸納這么多的方子方書還少，八法很早有人提出來，在註解傷寒論時就有人提，在一些理論性書中已經提到了。
要明白一個概念，以法統方並不是指方劑的分類，它是指「方從法出，法隨證立」，統是統帥，是指導用葯。
《和劑局方》是稱門，補益門、火門、風疾門等，他也是很難把所有的方劑包括進去，它還是有兒科、婦科，現在成葯中還有沿用這樣的方法。《局方》是歷史上國家頒布的成葯典，從解放後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有葯典，才有中葯的葯典，宋當時將葯典發到各個行政區去，醫生按此用葯無誤，葯鋪按此配成散劑、丸劑等，《局方》特點：其中絕大多數方劑雖然不都是古方，它是通過從各地徵集而來，都是行之有效的，缺點是適應證寫的比較復雜，甚至帶有宣傳性質，或者是廣告性質。今後在研究方劑時，看《局方》應注意這一點。但也有一些方子比較荒誕，有一些所謂的怪葯如烏鴉等。
還有一分類法就是作用的分類法，它既包括了治法，又包括了病因，如風寒暑濕燥火，清熱祛炎，清熱解暑，痰，祛痰，祛蟲，這是跟治法又不完全一樣。徐靈胎在《靈台軌范》中又有一法是通治法。分類難就難在方劑特別多，《普濟方》就有6萬多，《本草綱目》中也有1萬多，現在運行教材用這種分類方法，是走過彎路的，一開始在南京編第一本教材時，也不用這個方法，後來又搞了個八法，回過來也不行，因為這門學科，更接近臨床，與臨床結合緊密，這樣以汪昂《醫方考》為藍本，以便於學習。這里還強調教材用什麼方法分類，更適合學習，將來從這出發研究，我們不要想一下子把幾十萬，成百萬方給他們理出一個科學的分類方法。
方劑的參考書是非常廣泛的，理論散在各家著作中，特別是各人的方子，在他的方子里注重他的思想，並沒有給這些方寫一個論述，如補中益氣湯，他寫了很多加減在其中，他並沒有把這個方子進行詳細的註解，方子治療的證他也沒有去闡述、歸納，該方很好，他的思想也表現得很突出。《綱目》一看都認為是一本葯書，實質上很多地方是方，如講麻黃，其下就有麻黃湯，就有它的解釋，所以我們深入的研究方劑，就要看這些書，現在活血化瘀的方就有很大的發展，無論是在理論上、應用上，活血化瘀在《傷》就有該類方劑，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著重從活血化瘀著手，如逐瘀湯、補陽還五湯等，有些方劑，從它的方名可以知道它的作用，或者它提供的線索，它或者在臟腑分類里，或者在治法分類里，或者在病證分類里。
方劑歌訣，從汪昂《湯頭歌訣》，歌訣高度概括出方的主要內容，大部分方歌對幫助記憶有一定好處，但他不代表方劑的全部內容。
方劑學是從有了學院以後才提出來的，既然有了「學」就要有系統的理論，這里的知識很多，但很散在，如何進行理論系統化，在編第一部講義時開始把基本理論系統化，所以說「方劑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
方劑不是葯物的隨意組合，而是有目的的、有理論指導的配伍，通過配伍組合以後，這些葯就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因此它不是葯效的相加。
重視方劑更好的提高，提高不僅是為了方劑學的本身，而是為應用，通過提高，對新發現的病要提供有效的方劑。如肝硬化，類似它所處的階段和它所出現的證，以及它後來的發展，直至肝硬化，或繼發肝癌，中醫都有類似的記載。現在艾滋病更是這樣，它所涉及的問題我們從中醫角度考慮，以及現在西醫療效，我們相信會找到一個方法治療，我們知道它是一個獲得性免疫缺陷性疾病，從病因病源學說上來說，剛剛對其進行研究，它是一種什麼樣的病，有什麼特性，有什麼規律，有些人可帶病毒若干年不發病，有些人發病很急，但從我們中醫治病毒性疾病來看，如果它合並細菌性疾病，並駕齊驅，運用抑制病毒的方法。和中醫治療一個病，方法有不同，該病就是造成人體免疫系統的破壞，現在通過好多葯物證明，能夠提高人體的自身免疫力，從這兩個特點來說，治療艾滋病會有辦法的。我們既要研究它的病，又要研究它的葯，怎樣來配伍應用，治法與方劑要引起大家重視。
五行學說，用以闡明臟腑之間的關系，由於這個關系非常復雜，又不能單純用相生相剋來說明，於是又有了反侮，來補充，若不懂其中道理的人便問：一會正的，一會反的，到底誰對，可是現在開始發現，肺不僅是呼吸系統，也不僅僅是循環系統，它有內分泌的互相作用的關系在內。我們要不斷地發現問題，而我們過去講臟腑之間的關系用來治療，不僅是實則瀉子，虛則補母，還可以隔二隔三，你可以補後天，我可以補先天，還可以通過不同的方法，其效果是殊途同功，要完全解釋其中的道理，還要應用現代科學方法，還有很多道理有待科學的進步方可解釋。經絡已被證明與過去畫的圖相似，有些理論按照原來的說法，證明確實是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暫時就那麼認為，這里指的是真正的東西，如氣功，魚龍混雜，但真正的氣功，它確實有效，象用氣功帶功麻醉進行甲狀腺手術等。
原來有十種，後來有「十劑」，後世有發展，有的加成十二劑，十四劑，甚至加成二十八劑，這種分類方法在方書中很少，只是陳修園《醫方妙用》《時方歌括》用的十二劑，他只是歸納一部分方劑，這種分類爭論很多。汪昂分類方法比較好，但也有問題，有的方劑分在兩類里，如補益劑有了，又放在理氣劑里，這種分類方的方法，方劑與治法的關系，有的方不是針對單純的病證，往往有的方包括了幾個方面，分類時可放這兒，也可放在那兒，方劑放在這兒合適，要看它的病理的解釋與劑相合 是可以的，相同的方劑放在不同的章節，具體如礞石滾痰丸，是可放在瀉下劑，也可放在祛痰劑里，該方特殊在有瀉下祛痰的功用，針對食積和水飲這樣的病證，在學習中概念必須清楚。

『叄』 中葯古方中的二升為多少克

在中醫葯方面宋朝以前是漢制，宋朝到解放前用的是宋制
升是體積單位，1升=液體200毫升

參考：

漢代度量衡的轉化
1.度量衡制
要用好《傷寒論》中的方劑還要注意它的葯物用量問題，傷寒論中用的是漢代的度量衡，和我們現代的不同，所以我們要考證漢代的度量衡。廣東省中醫院泌尿外科呂立國
班固的《漢書.律歷制》中記載說：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就是說1200個黍米重12銖，兩個12銖是一兩。明確的指出了漢代的度量衡制度，用量單位和進位關系。單位應用了銖、兩、斤、鈞、石。石這里讀shi，在後來讀dan，是個衡量單位。
北京博物館里有漢代司農銅權，是東漢國家最高的管理農業的行政部門，它所制定的標準的衡重器具，實際稱下來漢代的1斤＝250g，漢代的1兩＝15.625g，約等於15g。
容量單位，還是班固的《漢書.律歷制》中記載：千二百黍實其龠（yue），合之為合（讀ge），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這是五個容量的計量單位。還是通過文物來考察它實際容量。結果是：1合＝20ml 1升＝200ml 1斗＝2000ml。故麻黃湯每次服用8合，就是160ml，桂枝湯每次服用1升就是200ml，和現在的用量差不多。

《傷寒論》中還用到了度量，如五苓散說白飲和服方寸匕，麻子仁丸中說厚朴用1尺。那麼1寸和1尺究竟是多少呢？還是班固的《漢書.律歷制》中記載：一黍為分（這句不是原話），「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所以分、寸、尺、丈、引是漢代關於度量的5個計量單位。進位關系都是十進位。從中國科學計量研究院收集的全國博物館所保存的14把漢代尺子測量來看，1寸＝2.3cm，1尺＝23cm，三國大將關羽身高8尺，也就是184cm，相當於女排郎平的高度。

漢朝後是晉朝，晉朝在衡重的兩和銖之間加了分，6銖＝1分 4分＝1兩。在《傷寒中》只有一個方子用了分，就是麻黃升麻湯，顯然在仲景時代是不會用分來最單位的，是後人在傳抄的時候進行了換算，或者這張方子不是仲景的方子。在《金匱要略》中出現了許多用分作為計量單位的方子，肯定是晉唐以後的人在抄寫時給改過的，不是張仲景原來的東西。當然有的方劑如三物白散，說桔梗三分，巴豆一分，貝母三分，這個分不是實際的衡重單位，而是葯物之間的劑量比例，是份的意思。四逆散中各十分也是一樣的意思。但是《金匱要略》中好幾張方子是用分作為計量單位。
晉朝到宋朝，我國的度量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1斤從200g上升到了600g左右，1升從200ml上升到1000ml，1尺從23cm上升到了33cm。在不到1000年的時間里發生了這樣大的變化，為什麼呢？根據中國計量科學研究員他們的理解認為，在這個時期地主收租想多收一些，國家收稅想多收一些，於是有的地主偷偷的把斗給擴大了，後來大家都這么作，國家就從新制定度量衡了。但是到宋代以後一直到清代的庫平制，中國的度量衡制基本就穩定了下來。沒有隨意擴大，主要是我國的經濟發生了變化，地主收租，國家收稅不再單純的收糧食，而是收銀子或銀票，再改度量衡已經失去了意義，所以就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

晉、唐、宋的度量衡發生了變化但是，當時國家規定，醫葯和天文是關繫到人命和國家興衰的大事，故度量衡均用舊制，其他行業用新制。孫思邈的《千金要方》王燾的《外台秘要》它的葯物計量仍然保留的是漢制，宋朝以前的中葯書都是應用的漢制。宋朝在各方面都進行了改搞，包括中葯的服用方法，包括中葯劑量，宋朝應用煮散的方法，就是把葯物作成粗散，煮過後連葯渣一起吃，這是宋朝的獨特的服葯方法，如果連葯渣一起吃的話，葯量一定要減少，這樣它就用了宋朝當時的度量衡制，從衡重的方面來看，它用了斤、兩、錢、分、厘、毫。從宋代到清代，度量衡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故以後的方書基本用的是宋代這種度量衡制。因此說雖然度量衡在我國歷史上發生過很大的變化，但是在中醫葯方面確很簡單，就是宋朝以前是漢制，宋朝到解放前用的是宋制。
2.經方葯量的折算

如麻黃湯： 麻黃三兩 桂枝二兩 甘草一兩 杏仁七十枚（去皮尖）
折算過來就是：45g 30g 15g 28g
但是從麻黃湯的煎煮方法上來看：煮取二升半，溫服八合，所以是三次的治療量，如服葯發汗後，不再服用。那麼一次量就是15g、10g、5g、9g，和我們現在一次開的麻黃湯的用量是基本上一樣的。

再如桂枝湯：桂枝三兩 芍葯三兩 生薑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它也是三次治療量，故折算為： 15g 15g 15g 10g 4枚
換算的時候要記住兩點：一是漢代的一兩相當於現在的多少克，還要記住這個方子分幾次吃。如四逆湯等救急的方子是一次服用，而吳茱萸加生薑湯是分五次服用的，這樣摺合才能准確。

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你了解了當地的葯物用量習慣後，按照《傷寒論》的比例套用，比如：北京的桂枝常用量是10g ，那麼麻黃湯的劑量就是：15g、10g、5g，如果它的桂枝常用量是6g，那麼麻黃湯的劑量就是：10g、6g、4g就可以了，這個方法是最簡便的。即符合的當地的用葯習慣，又符合經方的用量。

《傷寒論》中還有以容量和數量來計算的葯物。有的我們現在仍用容量來計量，如水。但是許多我們現在已經不再用容量來計量了，如半夏半升，粳米一升。那麼我們今天如何折算呢？可以先折算為現代的容量然後再稱重。比如說粳米一升，就用現在的粳米200ml進行稱重就是180g。粳米是旱地長的稻子，就是旱稻子。它和水稻是同科屬植物，但是在旱地生長。有些人在開白虎湯或白虎加人參湯的時候，葯房沒有粳米，他就告訴病人，回去抓把大米放進取。從理論上來講大米不能代替粳米，白虎湯證和白虎加人參湯證是熱盛傷津津液不足的證候，用粳米在這里是養胃氣的，要用大米的話，它除了保胃氣的作用之外還有一點利尿作用，所以對於一個熱盛傷津的病人，嚴格的來說用大米是不科學的。半夏半升，我們用半夏100ml，今天稱重大概是50g。五味子半升大概是30g。麻子仁丸中的厚朴一尺，一尺當然是23cm，但是寬和厚沒有說，我們今天用中等的厚朴，就是寬3.5cm，長23cm，稱重大概是15g。五苓散用一方寸匕，就是用一個邊長是一寸的正方形葯勺來去這個散，我用一個2.3cm見方的紙板來取五苓散，稱重大概是5－6g。

用數量來計算的葯物，我們今天還有用數量來計算的如大棗等。但是這種方法已經不常用了，都改成了稱重的方法。如杏仁，我們不再數多少個杏仁，而是稱重。有人稱得杏仁100粒去皮尖是40g，桃仁100粒稱重是30g，枳實一枚是18g（中等大小），附子一枚20g，大的附子一枚25g，烏頭一枚大約是5g。還有個一錢匕，說法很多，沒有考察清楚，大概是1－1.5g。

茲據柯雪帆教授歸納整理的資料並經反復稱量核實，摘要如下。
斤=250克（或液體250毫升，下同）
兩=15.625克
升=液體200毫升
合=20毫升
圭=0.5克
龠=10毫升
撮=2克
方寸匕=2.74克金石類葯末約2克 草木類葯末約1克 半方寸匕=一刀圭=一錢匕=1.5克
一錢匕=1.5-1.8克
一銖=0.7克
一分=3.9-4.2克
梧桐子大=黃豆大
蜀椒一升=50克
葶力子一升=60克
吳茱萸一升=50克
五味子一升=50克
半夏一升=130克
虻蟲一升=16克
附子大者1枚=20-30克 中者1枚=15克 強烏頭1枚小者=3克 大者=5-6克
杏仁大者10枚=4克
梔子10枚平均15克
瓜蔞大小平均1枚=46克
枳實1枚約14.4克
石膏雞蛋大1枚約40克
厚朴1尺約30克
竹葉一握約12克

『肆』 古方的兩約為現在的多少克

古代一斤16兩，1兩十錢，1錢十分，古代一錢為現代的3.125克，1兩31.25克，10兩312.5克，16兩為500克。
希望我的回答您能滿意！

『伍』 中葯古方中的一合是多少克請教

1. 合，為中國古計量單位，一合約0.18公斤（180克）；
十合為一升 類推一升約1800克。

2. 患者問：一合是多少啊？
醫者答：一斗為十升，每升約重1．5公斤；一升為十合，每合重150克。
患者問：成年男子一次能提供葯材多少？
醫者答：2-3毫升，估計取個中間值2.5毫升
患者問：那要轉化成克來計量啊！此葯材密度為多少？
醫者答：厄～～姑且算作與水等同
患者問：那成年男子一次能提供新鮮葯材僅為2.5克。滿一合（150克）需要60次啊！
醫者答：正是！

3. 容量單位，十合為一升。
一合就是一百毫升。

糊塗了吧，結論是：隨著內容物的不同而不同。

『陸』 古代葯方中的一兩是現在的多少克

古代葯方中的一兩是現在的31.25克。

古代一斤為16兩，又因為一斤為500克，因而一兩為31.25克。

漢代劉向在《說苑·辨物》表述：「十六黍為一豆，六豆為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為一斤。」意思是十六黍等於一豆，六豆等於一銖，二十四銖等於一兩，十六兩等於一斤。

從有「斤」這個概念開始，一直到民國結束，歷朝歷代的「斤」統統是16兩，而不是今天的10兩。有了「斤」的重量，再去算「兩」的重量輕而易舉，一律除以16就是。

(6)古方標準是多少擴展閱讀：

1斤等於500克，是由1929年2月制定、1930年1月1日施行的《中華民國度量衡法》第五條所規定：「市用制長度以米三分之一為市尺（簡作尺），重量以千克二分之一為市斤（簡作斤），容量以升為市升（簡作升），一斤分為十六兩，一千五百尺定為一里，六千平方尺定為一畝，其餘均以十進。」

該法第六條規定：「兩：等於斤十六分之一即十錢（0.0625斤）。 」

所以從1930年到1959年，中國法定的「兩」為500克的16分之一，即31.25克。此前，中國各地、各行業都有各自的斤、兩重量標准。這次度衡量改制後，這一歷史時期的文獻大多採用公制與市用制並行。

例如，1944年9月19日晉綏邊區行政公署頒發的供給標准： 「口糧(每人每天)：軍隊系統小米1斤8兩(750克)」；1945年1月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司令部規定的供給標准：每人每天「油5錢(15.625克)」，其中的斤、兩的定義都符合上述法規。

1959年6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布《關於統一計量制度的命令》，保留市制，「市制原定十六兩為一斤，因為折算麻煩，應當一律改為十兩為一斤。」中葯計量仍襲舊制不變。1市斤=0.5千克，1市斤=10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