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有多少中国战俘
1.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总共牺牲了多少军民
伤亡三千五百多万人,(直接财产损失达一千亿美元)
2. 八年抗战共俘虏了多少日军
短史记第232期讨论“八年抗战消灭了多少日军”后,有不少读者来信希望了解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总共俘虏了多少日军。
关于日军战俘的问题,日方的数据,据冈村宁次说:投降后,“中国政府方面和共军方面(极少数)移交的俘虏,1946年5月末的数字为:陆军1212名,海军40名,商民106名,共计1358名。另外,从延安返回日本的战俘约300人,200余名俘虏死在国方战俘营中。”①以上各项数字相加共1858人。…[详细]
国民政府方面并没有公布过详细的战俘数字。据曾参与日俘管理工作的鹿地亘(日本左翼作家)说,“在1938年的台儿庄、徐州战役中听说抓住了大批俘虏,而此前在战场上几乎没有多少俘虏。在武汉战役开始后,多少见到了陆上的俘虏。”国军战报显示,台儿庄战役俘虏日军719名,第三次长沙会战俘虏日军139名,远征军俘虏日军647名,湘西会战俘虏日军247名等。②因战时宣传需要,以上数字存在一定夸大,不宜轻信。…[详细]
相比之下,通过考察中国战俘营曾关押人数,得出的结论应当更为可靠。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建立过两个俘虏收容所,第一收容所始设于陕西西安,后迁宝鸡;第二收容所最初在湖南常德,先后迁往贵州镇远、重庆巴县。1939年时,桂林、重庆曾设临时收容所(关押的战俘后来都转移至第一、第二收容所)。…[详细]
第一收容所早期关押的多为日军飞行员,他们在飞机被击落后成为俘虏。③延安也曾将部分日俘交至第一收容所,1939年交14人,1940年交2人,1941年交3人。据统计,在“收容所设立期间,先后收容俘虏五百余人” ④。…[详细]
至于第二收容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43年7月视察时统计,共有俘虏403名,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以及一名俄国人。俘虏以步兵为主,大都在中国东南部被俘,原属日军第三、第六、第十三师团。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还统计:“自从1937年7月镇远收容所开始收容俘虏以来,总计收容603名俘虏,其中有约150名俘虏死亡。”⑤…[详细]
在这千余名可以确定的战俘中,级别最高者为松野荣吉,曾任日军独立山炮第2联队第5中队中队长,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被俘。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被俘虏的日军士兵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被俘虏的日军士兵
延安方面数据: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213名
八路军、新四军也俘虏过为数不少的日军。因皖南事变后不再向国民政府上交俘虏,故该项数据独立于国民政府之外。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八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统计,自1937年9月八路军686团参谋长陈士榘捉住第一名日军俘虏后,至1945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213人。⑥…[详细]
在战场俘虏之外,还有746名日军士兵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感召下,主动投降。按照通常的说法,1940年,主动投降的日军人数仅占当年俘虏日军的18%,1943年是48%,到1945年升至125%。…[详细]
在抗战初期,八路军除将部分日俘交给第一收容所外,主要实行释放战俘的政策。1939年2月,毛泽东等在《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中要求:“在战斗中俘获之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 多则不超过两星期,情况许可时则当场释放,多加宣传优待。”后来因为有的日俘在放回后被杀,八路军遂改释放为教育。…[详细]
1941年5月,以教育日俘为目的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建立,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任校长。不久,晋西北等地陆续成立分校。至战争结束为止,先后有400多名日军战俘在延安学习;山东分校轮训日军俘虏200多人;华中分校曾有学员43人(日本学员31人、韩国学员12人)。⑦八路军对日俘极为优待,规定其“伙食费比较我军菜金增加一倍”“粮食供给机关尽量拨一部大米或白面等供给之”“衣服、被毯、鞋、袜应按需要从优发给”等。⑧…[详细]
八路军、新四军公布的日军俘虏中,有更多的军官。其中有姓名可循的包括日军大队长三人、中队长四人。其中,柴田茂在1945年8月12日被俘,岩崎学与山谷悦二郎在1945年12月被俘。⑨…[详细]
从以上资料来看,日方与国方的统计较为接近,而与共方数据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至少有二。其一,冈村宁次仅仅计算了被俘的日军士兵,而没有包括随军家属、役夫,以及为数不少的韩国人、台湾人和琉球人。还有一些日俘被提前释放或加入八路军,以至未被冈村宁次统计到日军战俘数中去。其二,延安方面的统计截止时间为1945年10月,不同于一般的统计截止时间(1945年8月日本投降)。⑩…[详细]
1940年元旦,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以日俘为主)晋察冀支部表演棒球竞赛
1940年元旦,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以日俘为主)晋察冀支部表演棒球竞赛
注释:
①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99页;②⑨胡卓然:《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西苑出版社2012年,第90、87页;③张光祖:《抗战中的大同学园》,陕西文史研究馆编《存真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0页;④葛祥邻:《大同学园碑记》,《宝鸡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⑤杨安定:《和平村的日本俘虏》,《新学生》,1944年11月—12月;《镇远俘虏抑留所视察报告》,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B02032534600,转引自袁灿兴《康天顺与镇远第二俘虏收容所管理工作的改进》,《贵州文史丛刊》2014年第2期;⑥《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战绩统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八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下)》附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65页;⑦肖冬:《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创办的日本工农学校》,《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⑧《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关于日军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1941年9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7页。⑩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到1946年1月10日国共发布停战令,华北日军为固守原防而死伤失踪的人数高达9000人。见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第383页。
3. 中国抗日战争牺牲统计
抗日战争中,给我过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下面是我整理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牺牲统计,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战后中国军民伤亡统计数字
国统区军民伤亡数字。1947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中全国军民人口伤亡统计: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其中死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其中死亡4397504人,负伤4739065人)。全国军民人口伤亡总计12784974人。此数字不包括台湾省、东北地区和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
解放区晋察冀等7个抗日根据地民众伤亡数字。1946年4月,《中国解放区抗战8年中人口损失初步统计表》统计:“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7个解放区在抗战期间共计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而伤病致死者3176123人,被捕壮丁2760227人,鳏寡孤独及肢体伤残者2963582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伤亡数字。《抗日战争8年敌我兵力损失统计》载:“中共军队负伤29万人,阵亡16万人,被俘4.6万人,失踪8.7万人,合计58.3万人。”
全国军民伤亡总数。约为2200万人,剔除国统区军队因病死亡的40多万人的数字,为2100多万人。此统计数字未包括台湾省、香港、澳门、东北地区和没列入统计的其他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
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的调查统计数字
1987年在北京“七七”事变50周年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中国在8年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数有2000万人。”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也提出:“抗战8年,中国人民生命牺牲多达2000万。”
日本为了解决国内劳动力枯竭的问题,强掳中国平民和战俘押往日本国内从事繁重劳役。据日本官方统计,侵华日军在中国共强掳青壮年人41758名,押解上船之前死亡2823人,乘船以后以及在各企业单位共死亡6830人,占乘船总数38935人的17.5%。
关于细菌战伤亡。据1989年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8:细菌战与毒气战》所收资料统计,日军曾在我国20个省进行过细菌战,有27万多名军民死于细菌战。这仅是当时当地的不完全统计数字,不包括在当地继续蔓延和向周围地区传播后的死亡人数,也不包括农业细菌战造成各地饥荒的死亡数字。近年来,经过调查,又收集到大量的日军细菌战的罪证。例如,从1940年10月至1945年8月,日军多次在浙江衢州各地撒放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等细菌,造成当地疫病大流行,至1948年末,累计发病30余万人,死亡5万余人,1940~1942年日军在浙东作战和湖南常德作战中进行细菌战,使1万多名中国民众受到伤害,在山东鲁西北,日军“围剿”抗日根据地,施放霍乱菌,造成中国民众20多万人罹难;日军对云南保山地区实施细菌战,造成20多万名民众受到细菌伤害。日本战败后,遗弃大批细菌,致使当地不断发生传染病。例如731部队所在的平房地区连年爆发鼠疫,1947年的鼠疫就夺走3万多人的生命,在内蒙古东部的王爷庙(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等地区也因鼠疫流行死亡4万多人,等等。
关于活体实验伤亡。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本部的实验室里进行了大量的各种细菌感染实验、冻伤实验、压力实验、毒气实验等活体实验。1949年苏联在伯力审判日本战俘时,从1941年到战争结束一直在731部队任职的川岛清少将供认:731部队每年用于活体实验的人数为400~600。据此推算,有3000人死于731部队活体实验。这一数字没有包括1941年以前被该部队杀害的人数。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有5000~6000人被害于由石井四郎直接控制的(北京、南京、广州)细菌战死亡工厂里,这还不包括1945年8月731部队败逃时屠杀的准备用于活体实验的人。
侵华日军为了医学教学实习,也大量进行活体解剖实验。据日军山西潞安陆军医院军医汤浅谦供认:根据华北方面军的命令,各师团为进行军医教学,一年做两次手术演习。汤浅谦共参与了7次人体活体解剖,每次1~4人。仅日本华北方面军就有30万人,有20多个陆军医院、军医数千人,其活体解剖杀害的数字是很大的。
关于化学战伤亡。据统计,日军曾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之多,其中对华北游击部队使用423次,造成3.3万余人伤亡,对中国正规军使用1668次,使中国官兵死亡6000 余人,受伤4.1万余人;还在中国居民区施放毒气,并在水井和河水中投毒;日军化学战对中国军民的伤害人数在10万以上。另据统计,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生产746万发化学炮弹,大多用于或存于中国战场。近年来,中国的东北、华北等地发现日本遗弃的毒气弹约200万发,已经使2000多人受到伤害。
关于强暴妇女造成的伤害。据估算,侵华日军在中国用抢夺、俘虏、诱骗、强征、抓捕等手段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总人数在20万以上。至于侵华日军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投降的14年间,对占领地区中国妇女的伤害,尤其是在抗日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三光”作战时强奸杀害的中国妇女的数字非常大。据历史学家吴天威推算:“日军先后在华作战的官兵在500万人以上,其所强奸的妇女至少有100万人。”
日军强暴杀害中国妇女的数字也非常大。仅1941年日军“扫荡”晋察冀边区北岳区曲阳郑家庄,“用汽车抢走我妇女同胞427人,运往东北去当娼妓做牛马”。在冀南地区,“在长达15年的战争中,这两三千个据点里被暗中杀掉、埋掉的中国妇女恐怕不下几万人,乃至几十万人。”在慰安所里的中国“慰安妇”更是幸存者寥寥无几。“据统计,当年数千名被逼为侵琼日军‘慰安妇’的海南妇女幸存下来而至今尚健在的仅几十人。”
关于制贩毒品造成的伤害。日本侵华8年期间在整个中国贩毒总额,约略估算如下:
东北(伪满洲国)的年平均鸦片生产额为2200万两,以每两批发价7元计,每年所获的售毒款额即为1.54亿元。
华北每年售毒获利额为1.65亿元,其每年售毒总额约为5.5亿元。
华中每年售毒总额10亿元。
华南(广州、厦门为重点)的售毒总额估计为华中的1/3,即应为3.33亿元。4者合计,日本占领当局在全中国占领区的毒品贩售总额每年约为20.37亿元(日元)。这个数字与美国人乌马克对1939年所估计的日本在华贩毒总额3亿美元(即日币12亿元)之数相比较,虽然相差8亿元(日元)而偏高,但却是一个相当合理的推论数字。
关于战争灾害造成的伤亡。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灾害,大体分为4类。
侵华日军出于军事目的而制造的灾害。例如,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平原实施“三光”作战,利用冀中、冀西河湖水暴涨之机,决堤128处,致使当地6752个村庄受灾,淹没良田153.82万亩,冲毁房屋168904间,灾民达200万人。1943年秋日军在山东鲁西北进行“三光”作战,掘开卫河3处堤坝,并且实施霍乱细菌作战,造成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近6万人死亡。
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掠夺,造成当地的灾害。例如,“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7个解放区,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了严重灾难,以致有难民2600万人处于饥饿状态,其中约有1000万人颠沛流离在死亡线上”。
侵华日军对占领区的残暴统治而造成的灾害。例如,据河南省统计,自1938年起至1945年秋季,全省110县中几无一县未受敌寇侵扰,尤以1938年之黄泛与1942年之旱灾为最,全省被淹毙饿死者几达300万人。据湖北省统计,自1938年至1943年被灾区域达63县,其中27县遭受日寇灾害最烈,牺牲最巨,遭受水灾者27县,估计被灾面积1.22亿亩,灾民凡5524190人1944年鄂北各县受灾县份共21县,待赈人数达130万人。日军占领广东中山县三灶岛8年,致使3500多人饿死。侵华日军于1939年8月占领广东潮阳县海门镇,致使1943年4、5月间发生饥荒,全镇饿死17000余人,另有1.5万余人流落外地。
侵华日军战火逼迫民众逃亡而造成的灾害。战后,国民政府《全国人民生命损失及人民劳力损失统计表》统计,全国难民战时流亡数95448771人,几近1亿人。难民的死亡数肯定较和平时期高出很多。
抗日战争中残酷的经济掠夺及其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日本在对东北14年的统治中,仅1932~1944年,就从东北掠夺了2.23多亿吨煤、1100多万吨生铁、580多万吨钢。1942~1944年的3年间,征收的粮食970万吨被直接运往日本。据统计,1944年末,日本开拓移民占地共达152.1万公顷,占东北全部耕地的1/10。
日军侵占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以后,决定以军用手票支付不包括华北在内的侵华日军军费。此票不编号,发行量全由日本临时军事会计来确定,要发行多少就发行多少。1937年末,发行额为137万日元;一年后猛增到3680万日元,1942年12月,发行额已达5亿日元;到1943年4月,军票才停止发行。
日军凭暴力强制规定军票与法币的比价,不断使军票升值。1939年8月规定法币与军票等价,1940年5月成为100:77,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票价值扶摇直上,1942年5月法币与军票的比价降为100:8。日本侵占香港后也发行了大量的军票。
日本为了支付其巨额军费开支,在中国沦陷区发行了大量公债,仅以日元计值的就有大东亚战争国库债券、大东亚特别国库债券、大东亚割引国库债券、中国事变国库债券、战时报国债券、日本国库债券、日本债券等45种之多,计为当时的日币26亿日元,加上以伪满币、中储券、中联券、旧台币计值的,按当时的外汇兑换比值计算,日本战后残留在中国的公债约为471亿日元,这还不包括日本在抗日根据地周边和伪蒙疆地区发行的公债、日伪发行的变相公债、在台湾发行的邮政储蓄券等。
日本对关内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仅据全国金银币、金银条、船舶、工矿、道路、交通、港口、农村水利、住房私产、资源减损、军费损失等各项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的不完全统计,即达559.43844亿美元。例如湖南全省78县市,被敌沦陷者44县市,被敌侵扰者11县,被轰炸者9县。总计全省人口伤亡262.2383万人,财产损失达当时国币12.19221027万亿元(以1945年9月物价为准),损失之巨冠于各省。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巧取豪夺和劫掠子中国大量文物。查明有据统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另1870箱,又被劫古迹741处。
日本侵华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对海外华侨大肆掠夺,造成重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南洋华侨所受财产损失6亿多美元。菲律宾受损失的达1.2万家,新加坡7300余家。
4. 抗美援朝时志愿军共有多少人被俘
自1950年10月25日参战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共阵亡114
000余人,医院救治战斗和非战斗负伤的伤员383
000余人次,其中救治无效致死者21
600余人,去掉伤员因第二、第三次负伤而造成统计上的重复数字和救治无效死亡以及非战斗负伤者,故最后确定的战斗伤亡减员总数为366
000余人。
除伤亡减员外,志愿军还有29
000余人失踪,失踪者中除在美方战俘营中的21
400余人外,尚有8
000余人下落不明,估计多已在战地或在被俘后死亡。加上失踪,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计战斗损失390
000余人。
除战斗损失外,医院还收治过患病住院的军民450
000余人次,其中病亡者13
000余人,加上阵亡、因伤救治无效死亡等明确死亡者和失踪后估计已死亡者,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民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数在156
000余人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
5. 抗战最耻辱一战阵亡4.2万,被俘3.5万,而日军仅战死673
本文为《一寸山河一寸血:抗战22次大型会战》13:中条山会战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呈东北西南走向,西起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东迄豫北济源、孟县同太行山相连,北靠素有山西粮仓美誉的运城盆地,南濒一泻千里的滚滚黄河。 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中条山扼守着中原的中枢,在抗战时期隶属于第一战区。
日军决心发动中条山作战前,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首先增加了兵力。日军在中条山作(日军称为中原会战)战方案确定后,就开始大规模的调兵遣将。日军从从关东军、华中方面军抽调了大量精锐部队以补给中条山作战。华中方面军抽调第33师团,苏北方向的第21师团也投入中条山战场,第一军还从本军内抽调了独立混成第九、第16旅团、骑兵第4旅团各一部参战,加上原来部署于中条山周围的第36、37、41、35师团, 日军用于中条山作战的地面兵力达到10万以上。日军还从关东军调来了飞行第32、83战队,加上原本的第3飞行团,用来支援地面作战。
日军对此次作战异常重视, 日本第1军司令官 筱冢义男甚至准备 “不顾华北占领区治安下降” ,也要集中兵力将中条山的中国军队歼灭。日军为了保证战役获胜, 召集各兵团长及幕僚在“胜败在于八分准备”的口号下,对作战方案进行了彻底研究。同时日军还令各兵团在进行地图、地形等研究时,加强适应作战区域地形、战况的训练。
而相比日军,中条山的中国军队的准备却可以说是潦草了。
1938年以来, 中条山的官兵三年多没有打过大战,训练荒废,工事疏于整修。 何应钦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主动出击粉碎日军攻势的作战方案。(为什么是何应钦而不是卫立煌,下文会说)
中条山的苦难来了。
1941年5月6日,日军出动飞机轰炸了西安、郑州等地,并炸断陇海铁路。
5月7日晚日军向中条山地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中条山西部是日军攻击的重点。
在中条山西面,日军直插中条山的核心区域垣曲, 准备隔断我第5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的联系,并对第5集团军实施双重包围。
在这个方向上,日军动用了第41、36、37师团,加上第9、第16旅团,而当面的我守军为第80军、第5集团军的第3军和第17军。不管从兵力还是装备上,日军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日军首先选择插入第5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的结合部,守卫结合部的是晋绥军的43军。日军向43军阵地发起猛攻,5月8日即突破43军十八坪阵地。
尽管中国军队一度反攻成功夺回十八坪,但是日军无耻地采用了毒气攻势,43军官兵不得不撤退。十八坪失守后,17军阵地也被突破。日军快速向垣曲推进,日军伞兵已经提前空降至垣曲周边。
5月8日晚,日军占领垣曲,成功地将中条山西部的守军分割成两个部分,各自为政,无法形成合力。就在这个时候,另一股日军(36,37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6旅团)也开始攻击我第80军和第3军结合部,很快日军突破当面阵地。
至此,中条山西部中国军队一线防御全部溃败。不仅如此,日军提前占领黄河渡口,第5集团军退路被断,彻底被日军包围。
而在中条山北部日军遭遇了中国守军98军的顽强抵抗。98军在军长武士敏的指挥下顽强作战,在王村一处击溃日军2000多人,毙伤数百敌军。但是日军突破友军阵地,98军也不得不开始艰难的突围之战。
日军第35、21师团加上骑兵第4旅团一部,于5月7日在中条山东部猛攻第9军。日军在坦克、飞机的助阵之下攻势非常猛烈,第9军虽拼死抵抗但依旧被日军突破阵地。后来第9军只有部分逃过黄河,大部分只得逃往大山之中。
5月7日开战,短短4天,日军即控制了中条山地区黄河北岸的多个县城,封锁了中国守军撤到黄河南岸的所有渡口,彻底完成了对中国守军的双重包围。
包围圈内的中国军队陷入了苦战,多名高级将领殉国。
5月9日, 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24师副师长陈文杞 与日军激战时殉国。 第22师副师长梁汝贤 投河殉国。
5月12日, 第3军唐淮源军长 及所部被日军包围,在三次突围失败的情况下,唐军长自杀殉国。
5月13日, 第3军第12师师长寸性奇 两次负伤后,右腿又被炸断,自知无法突出日军重围后,以随身佩戴短剑自杀殉国。
大量中国军队缺医少药,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建制基本被打散,只能分散突围。 中条山一战,我17万军队4天之内全线崩溃,阵亡4.2万,被俘3.5万人,多名高级将领阵亡。而日军仅战死673人(我方统计数据为数千人)常凯申也不得不承认“中条山是抗战以来最大耻辱”
中条山为什么会以这样一种耻辱性的失败来结束呢?抛开日军准备充分,战术合理和装备的优势,我们看看自身存在哪些问题。
首先,战前将主力部队调离,临阵换帅。
常凯申因为看到第一战区一些部队和八路军交往过密,遂将这些部队调出中条山地区。而这些被调出的部队均是中条山地区的中坚力量,卫立煌写道“由晋南调出者,则有第二、第四、第二十二 各 集团军全部,第五集团军之第十四军,第三十六集团军之第四十七军、第七十六军,而只代以第八十军之两个师与三十四师。”调出去3个集团军3个军,只补充了3个师。
此外士兵逃亡也是个严峻的问题,中条山地区环境恶劣,后勤困难,各部队都有不同比例的逃兵。而补充的新兵又缺乏足够的训练,战斗力自然要打折扣。
主力调离,士兵逃亡,而战前指挥官的更换更导致整体战斗力下降,面对准备充分的10万日军难以言胜 。
其次,工事问题。
虽然卫立煌曾经宣传中条山的工事就是“东方马奇诺防线”。
中条山地区的确修筑了大量工事,也在前期和日军作战之中发挥了作用。但是防御工事却并没有得到持续的加固。战后军委会在检讨中承认 “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而并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后方据点与彻底破坏或阻绝通敌道路” 。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中条山防御阵地多为单线防御,且缺乏纵深配置,敌人一旦突破一点就等于全线突破。 苏联军事顾问曾评价中条山防线“太儿戏,希望赶快加强”。
但是很遗憾,这个问题一直到中条山之战爆发都未得到妥善处理。
第三,其他问题。
除去兵力调配,工事 未修 问题之外,中国军队在这一战中还暴露出了其他很多问题。
战后,中国军队在检讨中提到 “战术呆板,始终陷于被动。我晋南部队经年累月驻守一地,又未调防,又少出击动作,并不讲求欺骗等秘密企图与手段,致使我军内情完全为敌所侦知”
而在敌人情报层面,第1战区长官部获得的情报都不是一手情报,系“承转资料”。而依赖这些情报导致对敌人的番号、兵力乃至作战企图大都判断错误。 何应钦一直认为日军的目标是 “进取洛阳、潼关”,进而窥视西北,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军的防守重点在黄河沿线而不在中条山。
战前及战争期间保卫工作也不到位,任由敌人便衣队渗透至阵地周边,破坏我交通、通信及后勤供应,扰乱军心。
第1战区高层在作战指挥上问题颇多,如5月8日傍晚,垣曲失陷这一危急时刻,战区长官部没有做出及时部署调整,任由各军各自为战。再如对43军的使用等等不一而足。
中条山地区在后勤、武器装备上长期严重供给不足,且质量低劣。而KMT存在的厚嫡系轻旁系的问题依旧严重。 除系中央军序列的第 14 集团军武器装备相对较为先进外,第 4、第 5集团军等地方军的武器破烂不堪,而前文所提之43军“武器异常缺乏”。这些问题同样一直到中条山会战打响之前也没有得到解决。
中条山会战就是这样在多个因素综合之下出现了如此耻辱的失败。
6. 日本投降后,在中国的几百万战俘怎么处置
没有几百万,只有接近40万左右。
日本一共二战有200万外派军,其中在中国最多的时候有120万,二战尾声时,去掉抱团撤退的,差不多留下40万
基本都给遣送回国了,因为根据协议,日军要无条件投降并解散军队,这些人已经不是军人了而是百姓。为首的几个战犯则被枪毙,有几个自己自杀
几百万的,那是伪军:即由侵略者国家组织其占领地的民众或投降的敌方军队士兵所组成的军队
在中国多指抗日战争时期协助日本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的以汉奸军队,这些伪军主要有伪满洲国的“满洲国军”,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华北治安军(俗称皇协军),汪伪国民政府的和平建国军,还有很多日本从韩国带过来的韩军,还有蒙古军等。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中国军方统计,除伪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但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也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其他还有苏联伪军、法国维希政府伪军。
上图为日本宣传中,中国伪军和日军“对火”,悲哀又可悲的时代
7. 转一篇文章,抗日战场上国共各自俘虏了多少日军
抗日战争有一百八十多万国军向日军举起白旗,并加入伪军与八路军作战,国军尚有两百万军队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与日军作战。抗战八年,国军抓到的日军俘虏不超过3000人,国军俘虏的日军最高级别军官为中队长,一共两名,分别是:13师团的“宣抚班”成员长谷川敏三;日军独立山炮第2联队第5中队中队长松野荣吉。(补充,另有一人存疑,武雅雄,据说是中队长,但查不到具体的部队番号。八路军没有成建制的部队投降日军,抗战八年,八路军从不到2万人,到抗战结束时已经发展到了30万正规军和近70万的地方民兵组织,武器弹药和粮秣主要来自对日伪军作战时的缴获,八路军的两个俘虏收容所先后关押过日军俘虏千余人。中共领导的其他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一共俘虏日军6213名,另有约一千名日军士兵向八路军主动投诚。
这些全是被共军洗脑成功的日本战俘,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包括策反日军部队等等,湖北应山的日军46人集体反叛,后被镇压,有些求回家不得的士兵直接投了共。
8. 军一共俘虏了多少日军
1939年,王震右二与日俘谈话。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究竟击毙多少日军,资料庞杂,标准不一,很难有较确切的数字。但是,一共俘虏了多少日军,数字却较为明朗,因为毕竟数量较少,而且俘虏是活人,有名有姓,统计较准确。
国民政府两个俘虏收容所关押千余人
国民政府方面并没有公布过详细的战俘数字。但通过考察中国战俘营曾关押人数,可得出较可靠结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建立过两个俘虏收容所。
第一收容所早期关押的多为日军飞行员,据统计,在“收容所设立期间,先后收容俘虏五百余人”。他们在飞机被击落后成为俘虏。延安也曾将部分日俘交至第一收容所,1939年交14人,1940年交2人,1941年交3人。
至于第二收容所,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统计:“自从1937年7月镇远收容所开始收容俘虏以来,总计收容603名俘虏,其中有约150名俘虏死亡。”
在这千余名可以确定的战俘中,级别最高者为松野荣吉,曾任日军独立山炮第2联队第5中队中队长,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被俘。
八路军新四军俘虏日军6213名
八路军、新四军自皖南事变后不再向国民政府上交俘虏。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统计,自1937年9月八路军686团参谋长陈士榘捉住第一名日军俘虏后,至1945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213人。
在战场俘虏之外,还有746名日军士兵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感召下,主动投降。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主要实行释放战俘的政策,后来因为有的日俘在放回后被杀,八路军遂改释放为教育。
八路军、新四军公布的日军俘虏中有更多的军官。其中有姓名可循的包括日军大队长三人、中队长四人。其中,柴田茂在1945年8月12日被俘,岩崎学与山谷悦二郎在1945年12月被俘。
值得一提的是,按国民革命军编制表,国民革命军总共有170个师200余万人;而八路军、新四军所在第十八集团军满编制合计45000余人,只占整个国民革命军的2.25%。
分析
冈村宁次的统计不完全
从日方的数据,1946年5月末冈村宁次说:投降后,“中国政府方面和共军方面(极少数)移交的俘虏:陆军1212名,海军40名,商民106名,共计1358名。另外,从延安返回日本的战俘约300人,200余名俘虏死在国方战俘营中。”以上各项数字相加共1858人。
从以上资料来看,日方与延安统计的数据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至少有三。其一,冈村宁次仅仅计算了被俘的日军士兵,而没有包括随军家属、役夫,以及为数不少的韩国人、台湾人和琉球人。还有一些日俘被提前释放或加入八路军,以至未被冈村宁次统计。其二,延安方面的统计截止时间为1945年10月,不同于一般的统计截止时间(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其三,自1956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批次把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释放(一大部是苏军所俘获),而冈村宁次在1946年未把这部分俘虏计算在内。
9. 请问二战中国抗日战争俘虏多少万日军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敌后各解放区共俘虏日军6200多人,正面战场俘虏日军人数不祥;到战争结束接受投降日军128万左右。
10. 抗战期间,为何在中国被俘虏的日军,并不是很多
日军俘虏主要由抗日战争期间被俘和战败后投降的日军组成,人数统计有三部分:
虽然到目前为止,抗战中俘虏日军人数还没有确切的数据,但从以上几组数字,我们仍可以看出:在抗日战争期间被俘的日军人数不是很多。
日军俘虏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投降者。据有关资料记载,日本投降时“在中国的日军大约有1113455人,在台湾的日军有174793人,在西南诸岛的日军有50658人”。日俘绝大多数是由这部分人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