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叫汪林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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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摘要：

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矛盾，即如何让各阶层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包括改良、改革、革命等方式）适应中国的国情，并且推动着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良好运转，这一直是摆在统治者和其他有志之士面前的巨大问题。而对于西方先进文明的态度，中方则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承认并接受西方的先进文明，但是有限制的引进和学习，在政治上选择了极其保守甚至是否定的太虚，如洋务运动；二、不顾中国现阶段的国情，而盲目地把西方的先进文明全套应用于中国，从而结果适得其反，如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而国家和民族也是在不断地探索之中慢慢发展的。而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极其重大的近代化运动。其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范文澜和胡绳试图以阶级分析方法来确定洋务运动的性质为一场反动活动，笔者认为这样一概而论的说法是十分不科学，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在此笔者试以阐述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化的联系，并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做一个客观的评定。

关键词： 洋务运动 近代化 资本主义 中体西用

德国人贡德•弗兰克说直到十九世纪之前，“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其地位”。而在十八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的所占份额超过整个欧洲五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中国何其繁华！而如此的泱泱大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兴起与发展的大潮涌来的时候，却选择了闭关锁国。从而中国与这世界逐渐脱节落伍了。当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继而打响的时候，清朝统治者才从这天朝上国的梦境中醒过来，才寻求变更之道，谋求壮大之法。而在此之前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先进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已经着书立说或者翻译西方的某些着作，开始把西方先进的文明传播到中国，他们是“开眼看世界”的先路人物。如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国人了解西方和对西方文明的传播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理性的初步觉醒，对西方的现代化的认识，它所带来的必然是对西方文明的更深层次的思索和探索，对传统文明更深层次的批判和扬弃。
1861年，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可以说是“中体西用”的思想的滥觞。而在此后，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张。张之洞向光绪帝进呈了《劝学篇》，重申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理论上概括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里的“中学”即是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西学”就是西艺和西政。张之洞认为，旧学为立国之根本，新学为巩固根本的权宜手段。张之洞的观点表明他在学习西学的过程中是比较开明的具有改革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而“中体西用”论在维护封建旧学的同时，也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对其简单的全部否定也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价值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当权者歪曲和割裂，但是它还是被封建文明适度地接受，并在当时的政治历史环境下衍生出一种合理的相对可行的模式。
尽管洋务运动并没有也不会去对传统文明进行批判和扬弃，但是洋务派的产生和洋务运动的兴起也是顺应着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的。只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清政府的统治阶层启用洋务派，“中兴”才有了更多的可能。如果放在康乾，把这样的一套模式应用于这个王朝，无异于是天方夜谭。所以说是列强的侵凌为洋务派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上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的条件。中国近代化并非是中国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急迫的救国救民的任务的逼迫下，近代中国人只好以最快的速度采借西方文明，试图借用西方的近代化的成果，作为救国救民的工具。而农民阶级没有先进的纲领知道和组织领导没有能力建立新社会，而资产阶级还没有诞生的情况下，洋务运动的勃兴便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而中国近代化有着其显着的特点：
一、中国近代化的动机，并非来自于自身这个社会结果的内部，而是源自于巨大的外部压力。在西方列强侵扰我疆土的情况下，清政府才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这种方式有着其自身太多的被动性。近代化的阶级基础、物质基础等仍然是十分的薄弱，甚至是缺失的，但是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发挥了其某些比较积极的作用。
二、中国近代化的方式是从经济领域中的军事工业起步的，继而发展采矿、冶炼、通讯和纺织等基础性轻工业。这固然与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只有优先发展军事力量，才能逐步达到“自强”的目的。而表现在其他的方面，如在科技领域，先是有应用科学的出现，继而才有基础科学的出现。这反映出这样的一个现实问题，中国近代化在发展程序上是颠倒的。这势必导致近代化各方面的基础的绝对薄弱。
三、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化是由清政府中的某些具有一定的近代化的权利精英发起和主持的，这与西方自下而上的运动方式是恰好相反的。而这也是由于中国当时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当时的中国才能最快速度地启动近代化。而由于这些掌握着近代化进程的权力精英们带有浓重的旧时代的色彩，他们的思想脱离封建烙印，他们由他们这样的一类人所主持的中国近代化运动从领导阶层及发展走向来说，都是不健康的。势必会走上早亡的宿命。
“洋务”，顾名思义，即是与洋人交往之事务。对于洋务运动的成果，我们从现代化理论中的三层次来逐一的说明：
一、器物层次的近代化，主要表现为工业化。社会经济由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这是一个国家近代化的基本标志。洋务运动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冲破层层阻力，从西方引进了现代大机器生产，同时引进的还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化的物质基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军事工业是从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丁日昌的提议下，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当时规模较大的军工局厂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械局、湖北枪炮厂。由于这些军事工业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清军的战斗力，特别是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剿灭太平军和捻军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这些军事工业的建立除了增强了清政府的军事实力和国防力量，而且对之后的民用工业的发挥起到了一种引领和指导的作用。轮船航运、电线电报、纺织工业煤铁开采和铁路建设，是洋务派开创的民用工业代表。民族资本的注入，为近代经济的运作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方式，这些带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经济在全国做到了遍地开花。而到之后的20世纪初年，清政府终于放弃了重农抑商的经济立场，开始出台一系列的近代经济政策，这也说明近代经济已经开始成体制地向前发展，这就为整个社会的近代化提供了基础。
二、制度层次的近代化，其主要标志是民主型的政治机构及制度的建立。洋务运动虽然没有直接触及到封建制度的统治核心，但是洋务运动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却间接地促使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虽然清王朝从本质上是绝对不希望有什么政治改革，洋务运动的兴起的目的正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是清王朝力图控制洋务运动不涉及到政治，可是却改变不了奔腾而下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讲，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洋务运动中并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因为在此无论经济，还是政治其自身的发展都是不完善的，都没有得到自由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要适应生产关系的发展，这是经济发展所要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如果脱离生产关系去盲目地追求生产力，这无异于是玩火自焚。而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在于它没有触动到清政府所坚守的政治体制，洋务运动后期分离出一批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此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生的阶级力量显得仍然是如此的单薄，他们具有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一方面想摆脱封建因素的束缚，另一方面却又依赖这些封建势力。此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显然担负不起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任，也不能寄希望他们推翻以强大的封建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的清王朝。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七八世纪
三、思想文化层次的近代化，即社会的文化信仰系统和人文价值体系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人的内在素质的提高。洋务运动文化教育的涉及面是比较广泛的，它培养了包括翻译、外交、科学技术、企业管理、机械制造、电报、矿务、水陆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翻译人才还把西方的先进的知识和思想文化着作翻译到中国来，让已近窒息的中国接触到了些许新鲜的空气，可怎奈这些许的努力也改变不了清政府的颓势。而大兴洋务教育也是洋务运动的运行和实践过程中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而逐渐举办的，是为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所服务的。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了自身的缺陷比比皆是，唯有自我发愤图强才能改变这样的落后现状。洋务教育的意义还在于西方新式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价值体系已经逐渐地渗透到原本的封建教育之中，而教育的内容也更加的宽泛。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并意识到那些封建的典籍只能当做一种处于封建小农经济时期的民风教化的媒介，其并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创造财富。更多的中国人（此时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先进知识分子）热衷于对新知识的追求和对新思想新学说的引进和实践，他们已经开始逐渐从皇权的束缚之中走出来，开始思索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学西夷之长，兴洋务之业，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不同，且将自发其复，臣料数十年之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其后的历史证实了李鸿章这一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的预测。
旧的封建政治经济体系已经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而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已经开始萌生并在之后的历史时期中开始发挥作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洋务思想体系，曾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这个思想体系便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桎梏。而在中法战争后社会上已经逐渐形成了一股要求改革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思潮。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海陆军的惨败，意味着洋务运动的破产，随之而来的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洋务运动就被新的历史潮流所淹没了。由于洋务运动的刺激，一部分激进分子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更加的欣羡，并且落实到行动之中。梁启超、康有为式的“维新”和孙中山、黄兴式的“革命”，便是其政治表现。
而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也诞生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民族资产阶级。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才开始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逐渐分离而形成的，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则是在之前已经诞生了。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这样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无产阶级。”而洋务运动的如火如荼的进行，也推动和促使了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壮大。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便开始了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记录。例如开平矿务局煤矿工人为提高工资而罢工。而到1919年之后，中国无产阶级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走上革命舞台，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
在封建制度濒于死亡，中国历史面临空前变动的时代，封建顽固派坚持固有的旧的秩序，而不懂得变通，这充分暴露出了封建政治模式之下的顽固派的愚昧无知。洋务运动的成功之处则在于它把那个时代先进的文明引进到国内，促使了更多的人“睁眼看世界”，让更多的士大夫走出书斋，让更多的国民惊醒。看到与列强的差距，萌生出更浓重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从而深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意识。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无疑是一件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虽然它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完善，但是它把中国带向了一个谋求自我发展的轨道。如后来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及张謇等人的创办大批实业以期救国都是受此影响。我也觉得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赶超列强的一次大好时机，它获得了当权者的支持，自上而下得到了比较良好的贯彻和实施。只是无论是从这次运动的领导者还是当时的历史政治环境都决定了这次运动只能在某些领域做一些基本的调整，而做不到强有力的彻底的变革。
而洋务运动的失败表明：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最后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成果也会失去保障。而洋务运动作为一场快捷而不深入的近代化运动，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依然是最大的制约因素。经济的近代化固然重要，而人的近代化，思想的变革才是真正的近代化。洋务运动的失败也直接地说明着这样的一个道理，欲救亡图存，就得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有了国家机器的有力保障，各项变革才会有条不紊地得到强有力的实施，从而发挥出最大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洋务运动史》 夏东元着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5月版
2、《帝国改革往事》 杜文清着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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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近代中国八十年》 陈旭麓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10月版
6、《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 汪林茂编着 重庆出版社 199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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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 石泉着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版
10、《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刘健清 李振亚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年12月版
11、《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 何晓明着 东方出版中心 2007年8月第2版
8、《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
9、《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

㈡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系所设置

浙江大学东西方文化与管理研究中心于2008年10月7日经批准成立。
当代管理已经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迈入了文化管理的新阶段。现代中国管理理论与方法源自中国与西方。对人的管理，必须要考虑人的思维与决策方式、核心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和赖以塑造人的文化内涵的民族文化传统及其意识形态。正因为当前在中国的管理现状缺乏此等考量，往往导致西方式管理的水土不服，食洋不化，失之于形式主义;中国式管理的空泛求速，食古不化，失之于主观主义。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与部分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在海外建立工厂或分公司，跨文化管理的需求变得越来越紧迫。如何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能够在中国本土与世界各地实现水乳交融式的融合，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浙江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成立于2011年1月，系浙江大学校级研究所，隶属于人文学院。宗教学是国家学科分类的一级学科。研究所已经推动并将继续凝练的特色研究方向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宗教、早期基督教哲学与文化、宗教对话与宗教共同体的建构、中外文化交流与基督教传教史、印度宗教与瑜伽哲学、宗教经典研究(儒、释、道、天、基、印度教等)、宗教心理学、宗教政治学、宗教社会学等。研究所将继续突出其学术性、专业性与前沿性，尽心培养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未来宗教学领军人才，努力跻身跨文化的宗教学学术前沿研究，积极服务中国宗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研究所将进一步与国内外宗教学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积极发展各种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现任主任王志成教授，副主任王桂彩副教授，成员还包括特聘教师陈村富教授，王晓朝教授、陈越骅博士等。研究所积极开展引智创新，从海内外着名高校、研究所聘请了诸多宗教学领域着名学者担任讲座教授，其中包括：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研究员、美国西北大学杨克勤教授，德国明斯特大学 Großhans教授等。 本所1983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系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属的全国二十四家古籍整理研究机构之一，1984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列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和硕士点，首任所长是着名的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
本所现有教职工15人，其中研究人员13人，办公室、资料室各1人。研究人员中教授7人(均为博士生导师)，副教授5人，讲师1人; 50岁以下的研究人员中有博士学位者7人(其中2人为博士后)，硕士学位者1人，此外，还有博士后研究人员10人。列入国家百千万人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培养人选1人，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培养人选各1人，浙江省高校跨世纪学术带头人1人，获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基金1人。
已故所长姜亮夫教授在楚辞学、敦煌学等领域成就卓着，是我国国学的一代宗师，他的《楚辞通故》荣获国家教委首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沈文倬教授的经学研究，尤其是“三礼”学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具声望和特色，目前是我国唯一的一位以“先秦礼制研究”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崔富章教授的楚辞学与版本目录学研究，龚贤明教授的中国古代官制研究，束景南教授的朱熹与中国文化史研究，张涌泉教授的敦煌学与俗字研究，王云路教授的中古汉语研究均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现任所长为张涌泉博士，副所长为王云路博士。
在校研究生48人，其中博士生39人，硕士生9人。
本所1995年以来共承当纵向科研项目20项，科研经费62.5万元;横向科研项目(主要为董氏基金项目)10项, 科研经费54万元。出版学术着作24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史》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评获省部级以上奖励14项，其中首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一项，胡绳青年学术奖一项，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项。1994年，本所和中文系古文献专业联合申报的汉语史学科被评为浙江省重点学科;2000年3月，本所和中文系古文献专业联合申报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再次被评为浙江省重点学科。 查良镛，名誉院长。
黄华新，院长。主持学院行政工作，分管人事、学科建设。哲学系。
楼含松，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主持学院党委工作，分管组织、信访、统战、保卫及人事、外事有关工作，分管行政、联络发展。中文系。
盛晓明，副院长。分管科研、继续教育、地方合作。哲学系、韩国研究所、日本文化研究所。
王云路，副院长。分管研究生教育。古籍研究所。
吕一民，副院长。分管本科生教育（实验设备）、外事。历史学系。
黄厚明，副院长。分管艺术学系工作。艺术学系。
沈玉，党委副书记。分管党建、纪检、教工、工会、离退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宣传、信息、文化建设。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成光林，院长助理。协助做好行政、联络发展工作。 院机关 黄华新 楼含松 盛晓明 王云路 吕一民 黄厚明 沈玉 赵延芳 夏全荣 成光林 许永旺 高晖 车斌辉 洪庆昉 刘锋 王海英 楼艳 徐海波 石方红 张良 段园园 中文系 方一新 徐亮 林家骊 吴笛 张德明 金健人 吴秀明 吴晓 黄健 李咏吟 胡可先 周明初 孙敏强 陈建新 盘剑 郑淑梅 苏宏斌 池昌海 许志强 陈东辉 李小林 王小潮 陶然 汪超红 姚永铭 王德华 邹广胜 梁慧 黄擎 朱首献 敖晶 张玉娟 李杭春 王国英 王信康 郭昊 徐永明 陈力君 陈忠敏 黄笑山 颜洽茂 廖可斌 汪维辉 姚晓雷 陈玉洁 马良 陈洁 史文磊 真大成 历史系 包伟民 沈坚 徐规 卢向前 龚缨晏 计翔翔 汪林茂 方新德 楼毅生 梁敬明 鲍永军 陈志坚 徐立望 刘国柱 陈红民 王海燕 杨雨蕾 吴铮强 杜正贞 肖如平 陈健梅 乐启良 张凯 朱晓罕 赵晓红 董小燕 陶磊 吴彦 吴艳红 孙竞昊 哲学系 董萍 潘立勇 杨大春 孔令宏 王志成 朱法贞 黄爱华 丛杭青 张家成 戚印平 应奇 胡龙彪 章雪富 朱淼华 周展 王建安 金立 王彦君 张立 何俊 包利民 李磊 王淼 王桂彩 徐茜晶 庞学铨 许为民 何善蒙 王礼平 廖备水 李恒威 陆敏珍 徐慈华 任会明 艺术学系 陈振濂 池长庆 朱春秧 王小松 金晓明 桂迎 陈健 张重辉 汤琦 胡小军 吴强 沙伟 黄杰 邱建新 鲍江华 汪永江 来萧敏 蔡琪 刘斌 王钟涛 赵丹丹 周慧军 董浩然 陈向集 沈华清 吴晓明 周聪 毛晓芬 黄河清 郭翀 林如 马楠 高艳 朱燕 周怡如 李承华 江崇岩 陈谷香 杨丰 苏阿香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严建强 项隆元 毛昭晰 郑瑾 黄鼎 周少华 曹锦炎 张秉坚 郑霞 陈虹 古籍所 张涌泉 方建新 束景南 吴土法 许建平 崔富章 祖慧 关长龙 贾海生 朱大星 冯国栋 陈叶 窦怀永 秦佳慧 韩国所 沈善洪 陈辉 白承镐 安成浩 日本所 王春

㈢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1、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和以自强求富为目标，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发展若干民营企业；

2、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洋务派开办了一系列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3、传播了新知识，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洋务派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介绍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

4、引起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的观念都受到很大的冲击

洋务运动的事件背景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朝内外交困，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这样一部分人被称为洋务派。

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㈣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

洋务运动的认识：

1.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还促进了民族资本主语的产生。

2.由洋务派引领的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入。

3.洋务运动建立了三支水师，促使了中国国防的近代化，同时他们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派遣留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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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薛君度 刘志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仲富兰主编，学林出版社，2001
《中国近代史十五讲》朱英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近代文化史》焦润明着，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
《中国近代文化概论》龚书铎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汪林茂编着，重庆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