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多少比较合适

㈠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高吗城市化多少才算高

按国际看大多城市达到75%左右，我们国内不算高才66%左右，不过欧美国家已经证明城市化是条死路，因为贫富差距没办法解决目前欧美的快乐教育已经快要动摇自己的根基；

㈡ 潘石屹谈中国城镇化率达到多少算完成

潘石屹谈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5％以上至95％算完成。
一方面城镇化率很高，另一方面，城镇化质量却不高，城市病日益凸显，无疑不是城镇化的发展目的和精髓，而提高城镇化质量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不仅解放生产力，还能够发展生产力。城镇化，要围绕提高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95％，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说白了，还是要以人为核心，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

㈢ 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是多少城市化率需要达到多少才能算发达国家

你好：
我国目前城市化率为47%，目前世界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0%以上

㈣ 城市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有利又有弊!
目前在我们中国应该是弊大于利

城镇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正确判断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就成为“十五”期间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总的判断是：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的国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中国的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制约经济发展；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为宜。以下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
一、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的国家：发展模式的判断
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国家，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作出的基本判断。《建议》指出：城镇化水平低，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那么，《建议》何以得出上述结论呢？
根据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不同，我们可以把城镇化划分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适度城镇化又称同步城镇化，即指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和相适应的城镇化模式，即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如美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芬兰、日本等。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推动型的比较合理的城镇化道路，它能够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适度、同步发展。第二种是过度城镇化又称超前城镇化，即指城镇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如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中东等。这是一种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畸形城镇化，是一种无工业化的城镇化。第三种是滞后城镇化又称低度城镇化，即指城镇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如中国、朝鲜、贝宁等。这些国家的城镇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进而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见图1），它是城镇化的更高阶段。[2-5]从中国目前城镇化发展模式现状不难看出，中国的城镇化属于低度城镇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城乡人口逆向流动不是逆城市化，而是一种“反城市化”。对此，要加以区别。

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比较
城镇化是否适度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变化，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适度的城镇化不但会产生较高的综合效益，而且还会支付较低的各种成本。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和各种要素的聚集不是无限制的。当这种聚集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城镇化带来的边际聚集效益便呈递减趋势，而边际聚集成本则逐步上升，当二者接近或相等时，城镇化便达到理论上的适度。[6]
二、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发展程度判断
中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中国的城镇化也滞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是中国的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从图1可以看出，1949年的中国的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相差不多，仅为1.93个百分点，1953年、1957年、1965年、1978年差距进一步拉升，分别为6.49、10.01、13.82、26.38个百分点，28年增加了大约25个百分点，年均落后近1个百分点。这一情形，直到近20年才有所改变。1996年城镇化比工业化落后13.43个百分点，差距比1978年减少了12.95个百分点，到1998年差距进一步减少为11.8个百分点。[7]
二是中国城镇化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据世银行专家分析，1997年中国实际的城镇化水平(32%)要比名义的城镇化水平(30%)高出两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1992年、1995年、1997年，中国人均GNP分别为470、620、82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分别低15、12.5、11个百分点。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95、1997年中国的人均GNP分别为2920、357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分别要低20.8、22个百分点。[8-9]图2直观地给出了按人均GNP衡量的国内外在城市化水平上的差距。

三是城镇化也滞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动。1995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20.5:48.8:30.7，就业结构比重为52.2:23.0:24.8，同期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0%，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比重高出49.5、21.2、39.3个百分点，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高17.8、47、45.2个百分点。[10]
四是城镇化偏系越来越大。根据城市化偏离系数公式Ue=△Pu/△Pa-1初步计算可知：1952～1978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56，人口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业化进程。1978～1982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34；1978～1990年，1978～1997年偏离系数分别为-0.42、-0.50；1991～1997年偏离系数为-0.65。这表明，除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城市速度曾超过农业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外，其他三个分类计算阶段，人口城镇化速度都低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程度，而且近10年来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更加严重。根据杨宜勇的比较，1997年，中国人均GNP为860美元，此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大约只相当于世界1964年人均GNP300美元的水平，按照这个系数中国现阶段城市化滞后14个百分点。[11-12]根据叶裕民的比较，我国1997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日本1965年的水平相当，但我国1997年的城镇化率(29.9%)比1965年的日本(68.1%)要低38.2个百分点。[13]我国不同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根据魏后凯等人的测算，1997年东部地区显性城镇水平为39.96%，中部地区为30.65%，西部地区则为23.47%，中西部分别比东部低3.31和10.49个百分点；1997年东部地区隐性城镇化水平已达21.67%，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14.53%和12.12%，分别要低7.14和9.55个百分点。[14]
三、中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发展阶段判断
中国第一部城镇化规划——《“十五”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2001年8月7日发布）在综合分析中国城镇化现状、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15]这是中国建国以来，首次以官方文件作出的基本判断。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加速阶段还要一段时间，现在强调“加速发展时期”为时过早。笔者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判断：
第一，从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看，中国城镇化呈现出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一是城镇人口不断增长。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为17245万，比1949年增加11480万人，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到45594万人，比1978年多出28349万人，相当于1949年的8倍。二是城镇数量不断增加。1978年到2000年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6个，22年增加473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至2万个，22年增加了17827个。三是城镇区域不断扩大。据统计，1984年至1996年，全国295个城市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比重由7.6%上升到18%，年均上升0.86个百分点。四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城镇化水平为17.92%，到2000年已增至36.09%，22年增加了18.17个百分点。五是城市综合实力迅速增强。1997年，中国226个地级市以上城市中，GDP超过200亿元的有34个，人均GDP超过一万元的有109个。另外，1988～199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平均增幅达19.3%，占GDP的比重也从28.6%上升到37.2%。[16]
第二，从城镇化发展水平看，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一是根据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当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30%时，这个国家城镇化发展就处在加速发展时期，也就是处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二是1995年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并超过39%这个分界线。1995年至2000年6年间，城镇化率年均超过30%为31.01%。31.01%正好符合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处在诺瑟姆曲线的中期阶段上。三是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种种城镇化水平的测算公式，对2000～2050年若干年份中国城镇化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束都是在30%以上，其中最低为30%，最高的为40%，平均水平为34.91%。四是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最新统计，200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比1990年(26.23%)提高了9.86个百分点为36.09%。36.09%、31.01%或34.91%这些城镇化率是否是一个合适、适度的合意城镇化率呢？回答是肯定的。根据王铮的合意城市率公式和周一星城市化对应关系公式计算可知（注：王铮的合意城市率公式为：t=6.61-47.60α[,0]+0.09β[,0]+52.79(α[,1]+ε[,1])+111.75μ-30.42φ-0.16t[,1]-0.02t[,2]；周一星城市化对应关系公式为：Y=40.55lnX-74.96.），2000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在30%～40%。[17]
四、中国城镇化滞后制约经济发展：发展后果判断
中国城镇化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城市承载力不高的原因，也有城乡二元结构及严格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弱质性，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弱质性导致了非农业产业就业比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以及市镇人口比重滞后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前者滞后主要是由于轻工业劳动密集型特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重工业；同时，由于乡镇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布局过于分散，规模效益没有形成，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偏低。后者市镇人口比重的提高滞后于非农产业人口比重的提高。滞后的城市化，对工业现代化不利，也有碍于农业现代化和居民生活的现代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与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一样，都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1958～1960年的超前城市化已为历史所证实。滞后的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主要是三大后果与八大弊端。
城镇化滞后从后果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学滞后。由于我国实行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户籍制度，导致今天的城市出现了“城市先老”的现象。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5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和县分别为6.0%和5.7%，高出0.3%；城市人口老龄化要比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这表明人口城市化滞后的城乡年龄结构差别效应由隐性转为显性，带有明显的滞后性。二是社会经济后果。一方面，城镇化滞后使大量劳动力过多地滞留在农村，造成严重的隐蔽性失业和劳动力素质及劳动生产率低下。另一方面，农村城镇化滞后阻碍了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低水平的过度竞争。同时，滞后的城镇化对市场需求的扩大形成严重的制约。三是环境后果。城市化的滞后加剧了城市和农村环境的恶化程度。前者如大气污染、交通堵塞与水荒水脏等，后者如镇镇象村，村村象镇等，形成了一系列的农村病。
城镇化滞后，从负面效应分析，主要是八个弊端：一是城镇化滞后抑制消费需求增长。据统计，1997年全国农村人均消费增长为1930元，仅为城镇居民的31.9%，即三个农民还抵不上一个居民。二是城镇化滞后阻碍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城镇化滞后妨碍农业产业化进程。四是城镇化滞后阻碍城镇建设和城市中心功能的发挥。五是城镇化滞后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和第三产业发展。六是城市化滞后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七是城镇化滞后影响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八是城市化滞后影响城乡生态建设。
五、中国城镇化发展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为宜：发展速度判断
“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化速度应以多少为宜？期末城镇化将达到多少？对此，不少专家作了研究探讨。一种观点认为，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但不超过1个百分点。从经济发展趋势判断，“十五”时期城市化水平不会高于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但如果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创新上有所突破，则有可能提高1个百分点。[18]另一种观点认为，“十五”期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0～1.2个百分点，大约是1978～1998年年均增长速度的1倍左右。我们认为，“十五”期间的城镇化速度应为0.8～1.2百分点之间，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发展速度。按第五次人口普查后的城镇化新水平，预计到“十五”计划末，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40.09%～42.09%；2010年将达到44.09%～48.09%。
“贫民区”解决城市化问题行不通

“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

用“贫民区”而不是“贫民窟”，这体现了中国学者在遣词造句时的特殊智慧，那么两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秦教授并没有解释，但综合整篇的演讲来看，“区”就是“窟”，只不过听起来不那么刺耳罢了。

虽然秦教授用了“自由”、“福利”等美好的字眼来装饰贫民窟，但对贫民窟有一点感性认识的人，就不一定会同意。美国《史密森学会会刊》记者约翰·兰开斯特在印度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看到：在这片面积1.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拥挤着100万人口，巷子里堆满了废品和垃圾，散发着浓烈的腐臭味。这里也几乎没有什么卫生设施，平均每15个家庭共用一根水管，每天只供水两个小时，每144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约翰的结论是：“这里是城市里的地狱！”

此外，各国的贫民窟无一例外都是当地社会动乱的根源，是流行病的渊薮，是黄、赌、毒泛滥和黑社会控制的地盘，是正规的警治和法治社会不能建立的“化外之地”。

因此，任何一个城市的市长，都不会也不应该把自己城市有贫民窟作为比别人“高一头”的理由。

也许有人会为秦教授辩解说，设立贫民窟是一种无奈之举，是为了让农民工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安顿下来。但在我看来，这一举措不仅没有改变城市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反而把这种歧视更加制度化、合理化了。对于城市的管理者来说，可以更加理直气壮不承担贫民窟居民的福利，这一点只要看看孟买贫民窟的状况就知道了。

所以我认为，如果真正关心农民工，那首先就应该为农民工去争取这样一种自由———免于堕入贫民窟的自由。这才是真正值得去争取的自由，要知道，一个人一旦堕入了贫民窟，则相当于被社会抛弃，还有什么自由、福利可言呢？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用贫民窟来解决城市化问题，也是难以想象的。

据学者温铁军统计，如果按国际惯例，把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并且从事的是非农职业的人都统计为城市人口的话，则中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假如按照南亚或拉美的比例，有一半左右的城市人口是住在贫民窟，那这个数字将是三亿多人。在如此规模的贫民窟里，我们看到的可能不是自由和福利，而是灾难。

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如果说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经验的话，那么照搬孟买或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模式就更不应该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还是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是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既定方针，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使农民在农村也能过上与城市相似的富足安适生活，这不仅为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投资，也是为了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谈判地位，使他们可以选择不去贫民窟；二是给每一个愿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以同等的国民待遇，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里过上一种有基本尊严的生活。

㈤ 中国城镇化率 到多少了 最好是最新的 谢谢了

现在最新统计（2011年3月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7.5％，今年力争使城镇化率再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再提高4个百分点达到51.5％。 未来发展战略：“十二五”草案显示，中国希望到2015年城镇化率由现在的47.5%提高到51.5%。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㈥ 中国城市化水平

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中国城市化水平，第一，中国在1949年以来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第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处于什么样的阶段？第三，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如何？

1，回顾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也就是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我们可以看下面这张图，在1949年的时候，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9%，十个中国人当中只有一个生活在城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农村人口都是中国人口的绝对主力，一直到1978年，农村人口依然占总人口的82%。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非农的就业机会，使得很多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得以离开农业，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一举扭转了农村人口不断增加的趋势，注意到农村人口的峰值出现在1995年，这时中国大约有8.6亿农村人口，而后农村人口迅速下降，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农村人口数下降到和城市人口一样的水平，各自约6.7亿人，并且在此后被城市人口反超。可以说一个城市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最新的统计年鉴显示，2014年，城市人口数约为7.5亿 （占总人口的55%），农村人口数约为6.2亿（占总人口的45%）。从1978年的82%到2010年的50%，中国仅用了32年。

2，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与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相符，不仅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80.15%。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前几位的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城市化水平都在75%以上。其中最低的是德国75%，最高的是日本93%，我们的邻国韩国，城市化水平也高达82%。就算跟中等收入国家比，中国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水平国家的平均值（62%），我国目前还只有54%。可见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这其中有统计上的因素，由于流动人口在离开户口所在地，并且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才能被统计为城市人口，这有可能低估了我国现有的城市化水平。但是，专家预测，就算没有统计上的误差，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还不够。现有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在60%是比较正常的。

3，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下面这张图显示了，从1950年到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每五年的平均增长率情况，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在1980年至2010年。中国大致在3%-5%之间。城市化水平最快的国家是低收入国家，年平均达到4%左右，中等收入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3%上下，高收入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基本上在（或低于）1%的水平。中国的人口城市人口增长率在七十年代经历了一个大的波动后，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但这一增长水平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据联合国预测，205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水平将保持稳定 ，城市人口不再增加。

总的来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一个加速的阶段，城市化水平迅速由20%增加到了50%。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这种城市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就绝对值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还落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平均值。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进一步加大，如果将来进入高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有可能会稳定在80%左右。

㈦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

近来，新型城镇化已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人们普遍认为，新型城镇化将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有人认为，新型城镇化就是新一轮的高速城镇化，将会大兴土木、圈地造城、逼农民进城上楼、推高房价。新型城镇化果真会如此吗？如何理解新型城镇化？我国为什么要提新型城镇化？怎样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五位一体”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需要探讨。
理解新型城镇化必须科学总结快速城镇化的成效与问题
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过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城镇化速度与城镇化质量则存在着明显差异。自1996年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每年新增城镇人口约2000万人，年均城镇化水平提高近1.5个百分点。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7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2.6%。
根据国际上一般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城镇化率处于30%到70%之间时，城镇化速度则相对比较快。据此可以判断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城镇化率还将快速提高。如何才能更好地确保我国城镇化质量？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需要总结和反思我国以往快速城镇化的成效和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
快速城镇化，使我国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一些国家发生了严重金融危机，我国经济保持着平稳较快增长。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当今世界上发达经济体遭遇历史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财政悬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困扰着发达国家。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无法从长期增长性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走出来，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战乱和国内动荡。而自1996年以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
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到2012年，我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比重已经下降到约10%，工业化基本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还肩负起了反哺农业和带动农村发展重任。快速城镇化，正在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摆脱贫困。
现在，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不是否定城镇化道路，而应该是为了提高城镇化质量。这样，我们在充分肯定快速城镇化成效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城镇化出现的问题。
到2012年，我国转移农村劳动力超过2.6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超过1.6亿人，他们基本上都在城镇就业，这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快速城镇化，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目前，我国农民在城镇就业的收入超过在家中务农的收入。但是，每年转移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仍然游离于农村和城镇，尚未成为真正的市民城镇化，根本上是人口由分散在农村向城镇集中的过程。
衡量城镇化水平，基本指标是城镇人口在全社会人口中的比重。如果只让农民进城而不让农民转变为市民，这样的城镇化是一种不彻底的城镇化。由于建设的需要，一些农民已经失去土地，但是仍然未能成为市民，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问题突出。
人口城镇化滞后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影响极其深远。转移农村劳动力不能市民化，无论对农村，还是对城市，都会带来后遗症。农民工只能进城就业，无法举家在城镇生活，出现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和农村比较陌生，但是真正融入城镇还比较困难。
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就会抑制消费，给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困难。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就可能将农业作副业，制约农业规模经营，妨碍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工不能市民化，也会使民工荒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逢年过节农民工回乡所带来的城市服务业缺工问题已经影响到城市居民家庭生活。
我国很多城镇建设比较粗放，占用土地过多，集约化程度不高。很多城镇建设，比较注重征地造城，卖地搞房地产开发，土地财政富裕了城镇政府，而对于居民必需的菜市场等公共设施建设既没有投入，也不给合法的建设用地。一些城镇注重引进工业项目，搞工业园，而对于公共绿地建设严重不足，城镇生态系统缺陷大、环境差。
目前，我国形成的城镇化体系极不合理。越来越多的大型城市和一线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甚至过分拥挤、交通堵塞、污染严重，房价过高，居民生活负担重、质量差，“城市病”越来越突出。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发展乏力，缺乏有竞争力的产业，对转移人口的吸引能力不强。很多农村城镇化地区已经聚集了大量人口，但是城镇功能十分不健全。
一些城镇政府缺乏大局观念，过分注重经营城市，而公共服务意识比较淡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城镇政府普遍地对常住居民提供差别化歧视性公共服务，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尤为突出。
未来我国城镇化仍将会快速提高。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如何确保城镇化质量？这就需要对我国城镇化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敢于面对，深入研究，注重顶层设计，激励创新，大胆实践，不断总结，及时纠偏。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更符合全国人民期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只有新型城镇化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梦
什么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内涵理应极其丰富。尽管目前很难清晰地界定新型城镇化，但是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实践，其内涵也将不辨自明。从现有认识来看，我国在当前提出新型城镇化主要是针对我国快速城镇化实践中所出现的重大问题而提出来的，无疑地，它负有新的历史使命，是区别于我国以往的城镇化，更是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一般的城市化。
结合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综合考虑到我国城镇化成效与问题，新型城镇化的总体目标应是城镇化与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能够更好地相协调，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能够更好地实现强国富民梦。
新型城镇化必须对过去快速城镇化的一些理念和做法进行纠偏。作为区别于以往的城镇化，我国新型城镇化应是由过去的制约外来人口融入城镇向积极稳妥地将转移人口市民化转变的过程，城镇建设和发展由过去的粗放方式向集约化转变的过程，城镇由过去的过分注重经营城市向服务市民转变，城镇政府公共服务由过去的只面向户籍人口向覆盖到全部常住人口转变的过程，最终使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并形成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城市群的科学合理体系。
作为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一般的城市化，我国新型城镇化理应最大限制地避免城市病和农村病的蔓延和恶化，绝不让贫民窟成为我国城市的社会问题，也绝不让农村凋敝，便不会出现全社会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我国新型城镇化，必须有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未来1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让更多的人生活在城镇，不但可以让更多人享受城镇文明，尽快过上小康生活，而且也有助于减轻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压力。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小康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农村只转移劳动力，而不能减少人口，有限的农业农村资源，不足以支撑城乡居民实现均等化的收入，全面小康无从谈起。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了，全面小康建设的难度也就降低了。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新型城镇化，不但会让城镇更好地吸引合格劳动力，更好地提升劳动力素质，而且更加有助于促进城镇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移农业劳动力市民化，可以让劳动者更加稳定，彻底解决民工荒和劳动力结构失衡问题。通过转移劳动力培训和工作积累，形成稀缺的人力资本，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转移农业劳动力市民化，不仅给城镇提供产业工人，而且也会拉动消费，扩大需求，促进城镇第三产业发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让城镇更好地聚集各类资源并优化配置，有助于实现产业升级。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长期以来，城镇建设往往都是低价征收土地，以土地财政搞城镇建设。推行新型城镇化，能够更好地维护拆迁户和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减少利益冲突。推行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建设，让城镇更加宜居，让市民生活更有质量，这更加符合广大市民的期待。
不断纠偏才能闯出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
怎样才能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目前没有明确的答案，需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大胆创新，不断纠偏。
城乡二元体制是妨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最大制约，我国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形成的块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城镇建设与发展，往往以追求部分群体利益最大化，忽视城镇长远发展，忽视非当地户籍常住人口权益，甚至将有户籍居民与转移人口常住居民权益对立起来，严重妨碍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要改革户籍制度，完善人口管理，更好地建设城镇，让城镇对人口吸引力更强。要重新设计税制和社会保障分担机制，调动就业地城镇政府吸纳人口的积极性。
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要转变城镇建设与发展的理念，彻底摒弃城镇化就是圈地造城的习惯思维，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城镇建设，不仅修路盖楼办工厂，而且要更多地吸纳外来人口，更好地满足居民生活需要，更好地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在大力发展城镇经济同时要建设好城镇先进文化。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城镇发展。
推进城镇化，主要应从城镇布局和城镇管理等多方面来解决部分城市人口过分集中而部分城镇无法让外来人口融入的问题。要通过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城镇合理布局，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于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小城镇，常住人口达到城市规模的，要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让已经城镇化的农村转变为城市，以便更好地发挥城市功能。
大城市也需要农民工市民化。长期以来，像北京这样人满为患的城市，控制人口增长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为此，城市往往只对高学历、海归学子开放，而将外地农民工拒之门外。北京市季节性缺工问题，反映出北京人口迁移政策存在着很大问题。每当春节来临，北京市由农民工从事的一些服务行业，如餐饮业、家政服务等传统服务业，以及快递业，就会出现严重的缺工问题。城市服务业出现严重的缺工问题，与现有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直接相关。如果转移农民工不能市民化，每到春节，农民工总是需要回到农村到家的。
未来缓解大城市季节性缺工难题，可能需要对人口迁移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也需要将一定的转移农民工市民化，改善大城市人口和劳动力结构。大城市如果只有高端人才，没有了从事一般服务的劳动力，大城市的产业体系就会不健全，社会问题就难以解决。
推进新型城镇化，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城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我国大量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但是不能与城镇居民在社会保障和子女上学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这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应从法律和管理多方面入手，加强监管，让城镇政府拿出放弃常住居民歧视性政策的时间表，让农民工也可以购买保障房，让进城务工农民的所有孩子都能够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就近上学和参加高考。改革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管理体制。对于异地参加高考的，录取地招生名额可考虑由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追加非户籍学生计划。
总之，新型城镇化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走出一条能够让人民幸福、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的科学发展道路。

㈧ 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越高越好吗

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比较高，那么代表国家是比较发达的，是很多国家追求的目标，不过，任何国家都是需要农村的，并不是城市化越高越好，农村和城市是相辅相成的。城市化对一个国家是有好处的，代表一个国家的发达和先进，城市化越明显，城市的人口也会比较饱满，城市里高楼林立，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尤其是高新技术也很发达。而农村在一个国家也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农村萎缩落后，农村的贫困人口很多，那么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肯定是不利的。

国家对兼顾城市发展和农村进步的政策十分有积极意义。国家只有在城市和农村共同发展，才可以建设成一个全面发展的国家，可以最大程度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