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祯一年税收多少

A. 明朝税收收入为什么比宋朝少得多

毫无疑问宋朝的财政收入比明朝高。但财政收入与国家总体经济是两个概念，比如我国财政收入大约是gdp的20%。日本占其gdp的10%。具体涉及到单位换算，宋石是67dm3，明石100dm3，明米价两石一两，宋前后变化很大，宋初便宜，但宋末就贵了宣和二年，诏六路封桩旧盐数输亿万，其听商旅般贩，与淮、浙盐仓即今盐钞对算。四年，榷货务建议：“古有斗米斤盐之说，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时盐价斤为钱六七十；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而盐仍旧六十。---宋史食货志由上可知徽宗是米价已经2.5贯一石，考虑到宋初到南宋国家税收的飞速提升，我想米价确实不断提高也是合理的，我把南宋米价定在2贯一石。宋的1.6亿贯=160000000/2*67=53.6亿dm3米明朝税收巅峰是永乐（吐槽一句，朱元璋某年觉得税收够了，或许爱惜民力，或许其他原因，所以给税收定了额，所以明朝除非皇帝加其他税一般税收只会比洪武少不会多，朱棣靠的是开疆扩土增的税收）永乐中，既得交阯，以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安息诸香代租赋。广东琼州黎人、肇庆瑶人内附，输赋比内地。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区粮3500万石，丝钞2500万，明朝税收折算是2石米1两，丝1匹1两，其实所收很杂，但是我大致上这样计算了）明=(3500/2+2500)万*100=42.5亿dm3所以明朝的政府收入不如宋，但所谓10倍是胡扯出来的。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着--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宋朝经济发展较快，明清发展缓慢。但因为明清至少踩在了宋的肩膀上，的各种技术层面至少是高于宋，所以经济情况应略高于宋，由于人口优势总量超过宋是没什么异议的。宋朝可以说是相当生财有道的，但是否合理另议。以宋朝的税收大头盐税为例。明宋都是盐引制。北宋一席220近盐，收2.5贯或3贯，到北宋中期的6贯，再到徽宗年间的8贯。以6贯为例，和每斤27文。到南宋宋朝的盐税收到更高。孝宗乾道六年，户部侍郎叶衡奏：“今日财赋，鬻海之利居其半，年来课入不增，商贾不行，皆私贩害之也。且以淮东、二浙盐出入之数言之，淮东盐灶四百一十二所，岁额盐二百六十八万三千余石，去年两务场卖淮盐六十七万二千三百余袋，收钱二千一百九十六万三千余贯；二浙课额一百九十七万余石，去年两务场卖浙盐二十万二千余袋，收钱五百一万二千余贯，而盐灶乃计二千四百余所。以盐额论之，淮东之数多于二浙五之一，以去岁卖盐钱数论之，淮东多于二浙三之二，及以灶之多寡论之，两浙反多淮东四之三，盖二浙无非私贩故也。欲望遣官分路措置。”---宋史。食货志南宋一袋=300斤，由以上可知，南宋乾道六年，紧靠卖淮盐67.23万袋，收2196.3万贯。合每斤收108文。再来看看明朝两淮所辖分司三，曰泰州，曰淮安，曰通州；批验所二，曰仪真，曰淮安；盐场三十，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馀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倍之。万历时同。盐行直隶之应天、宁国、太平、扬州、凤阳，庐州、安庆、池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广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宁、南阳三府及陈州。正统中，贵州亦食淮盐。成化十八年，湖广衡州、永州改行海北盐。正德二年，江西赣州、南安、吉安改行广东盐。所输边，甘肃、延绥、宁夏、宣府、大同、辽东、固原、山西神池诸堡。上供光禄寺、神宫监、内官监。岁入太仓馀盐银六十万两。两浙所辖分司四，曰嘉兴，曰松江，曰宁绍、曰温台；批验所四，曰杭州，曰绍兴，曰嘉兴，曰温州；盐场三十五，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二十二万四百馀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倍之。万历时同。盐行浙江，直隶之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微州五府及广德州，江西之广信府。所输边，甘肃、延绥、宁夏、固原、山西神池诸堡。岁入太仓馀盐银十四万两。明初，置北平河间盐运司，后改称河间长芦。所辖分司二，曰沧州，曰青州；批验所二，曰长芦，曰小直沽；盐场二十四，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六万三干一百馀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十八万八百馀引。万历时同。盐行北直隶，河南之彰德、卫辉二府。所输边，宣府、大同、蓟州。上供郊庙百神祭祀、内府羞膳及给百官有司。岁入太仓馀盐银十二万两。山东所辖分司二，曰胶莱，曰滨乐；批验所一，曰泺口；盐场十九，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十四万三千三百馀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倍之。万历时，九万六千一百馀引。盐行山东，直隶徐、邳、宿三州，河南开封府，后开封改食河东盐。所输边，辽东及山西神池诸堡。岁入太仓馀盐银五万两。福建所辖盐场七，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十万四千五百馀引。弘治时，增七百馀引。万历时，减千引。其引曰依山，曰附海。依山纳折色。附海行本色，神宗时亦改折色。盐行境内。岁入太仓银二万二千馀两。河东所辖解盐，初设东场分司于安邑，成祖时，增设西场于解州，寻复并于东。正统六年复置西场分司。弘治二年增置中场分司。洪武时，岁办小引盐三十万四千引。弘治时，增入万引。万历中，又增二十万引。盐行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泽、沁、辽三州。地有两见者，盐得兼行。隆庆中，延安改食灵州池盐。崇祯中，凤翔、汉中二府亦改食灵州盐。岁入太仓银四千馀两，给宣府镇及大同代府禄粮，抵补山西民粮银，共十九万两有奇。陕西灵州有大小盐池，又有漳县盐井、西和盐井。洪武时，岁办盐，西和十三万一千五百斤有奇，漳县五十一万五千六百斤有奇，灵州二百八十六万七千四百斤有奇。弘治时同。万历时，三处共办千二百五十三万七千六百馀斤。盐行陕西之巩昌、临洮二府及河州。岁解宁夏、延绥、固原饷银三万六千馀两。广东所辖盐场十四，海北所辖盐场十五，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广东四万六千八百馀引，海北二万七千馀引。弘治时，广东如旧，海北万九千四百馀引。万历时，广东小引生盐三万二百馀引，小引熟盐三万四千六百馀引；海北小引正耗盐一万二千四百馀引。盐有生有熟，熟贵生贱。广东盐行广州、肇庆、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北盐行广东之雷州、高州、廉州、琼州四府，湖广之桂阳、郴二州，广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浔州、庆远、南宁、平乐、太平、思明、镇安十府，田、龙、泗城、奉议、利五州。岁入太仓盐课银万一千馀两。四川盐井辖盐课司十七。洪武时，岁办盐一千一十二万七千馀斤。弘治时，办二千一十七万六千馀斤。万历中，九百八十六万一千馀斤。盐行四川之成都、叙州、顺庆、保宁、夔州五府，潼川、嘉定、广安、雅、广元五州县。岁解陕西镇盐课银七万一千余两。云南黑盐井辖盐课司三，白盐井、安宁盐井各辖盐课司一，五井辖盐课司七。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万七千八百馀引。弘治时，各井多寡不一。万历时与洪武同。盐行境内。岁入太仓盐课银三万五千余两。---------------明史食货志我在明史中关于明朝的盐税收多少看到多种说法从明初的十一税或承宋制的2.5贯美引到一引三四钱到，到一引五钱。但是按照上面史料。明朝一年发引235万小引，和47000万斤，税收每年135万两。和每斤收3文。如果按照北宋的中期的每斤27文。那么明朝的盐税就可以收到1215万两。如果不要脸按南宋乾道六年那么收，每斤收108文。那么可以收盐税5076万两。（因为我上面在定价时把购买力定在明1两是宋4贯，所以5076万两可能负担过重。那么按明的购买力就是5076万/4=1269万两。崇祯时期被诟病过多的3饷即使同征也是年1670万两。如果崇祯能在学宋朝在盐税酒税茶税上下功夫就可能不至于如此了）另外，宋朝海外贸易份额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受历史条件限制，海运不发达，贸易量有限。熙宁五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七年，令舶船遇风至诸州界，亟报所隶，送近地舶司榷赋分买；泉、福濒海舟船未经赋买者，仍赴司勘验。时广州市舶亏岁课二十万缗，或以为市易司扰之，故海商不至，令提举司究诘以闻。既而市易务吕邈入舶司阑取蕃商物，诏提举司劾之。九年，集贤殿修撰程师孟请罢杭、明州市舶，诸舶皆隶广州一司。令师孟与三司详议之。是年，杭、明、广三司市舶，收钱、粮、银、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宋史食货志可知宋朝南北宋海外贸易收入应该在一百万贯以下，宋朝市舶关税在十税一十税二不等。（计算方法可能有不少错误，但所知所学有限，见谅了。比较理想的是抽取一年根据各种物价和税收计算，但可惜数据不足。明朝农业税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定额，但1393年规定北方新垦地永不起科，后来作为不成为规定适用全国，是否真适用全国我无力查证，找黄仁宇老师吧，我是引用他的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B. 明朝崇祯一年的税收有多少（全部加在一起）

农业税收是2217万两，商业税收是340万两（万历时期商业税收最多的时候是480万两[89]），由此大概可以估计出，明朝政府如果不附加额外的税收那财政收入总计大概在2500万两到三千万两之间浮动，崇祯时期应当相差不远。
而额外征收的辽饷加练饷就有1600万，已经在原本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此看来这额外加的税收确实是很多了。但这样来看问题，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

C. 大明朝嘉靖年间的税收一年到底有多少

明初至正统年间，明朝税收大致在1500～2200万两，土木堡之变，中央政府军战力严重不足，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心无力，地方官员武将开始圈占土地，军户逃亡严重，军事中心由中央变为边防军，正德年间税收只有600～800万两，到嘉靖年间北方和南方同时遭到攻击，税收更低，全年税收不会超过400万，并且边防军开始出现拖响，军力严重下降，无法抵御蒙古军队。隆庆年间，俺答封贡，北方安定，税收有所增加，万历张居正改革，国库年余400万，以后两朝稳定发展，崇祯时期内忧外患，财政出现赤字，加派三响，税收在800～1000万，但是全国的土地多半在官绅手中，很少一部分农民承担了全国的税收，使得这些农民相继破产，加入流贼，加速明王朝的灭亡

D. 崇祯打仗总缺钱，为何大清镇压太平天国时从不缺钱

因为清朝的税收体系没有被破坏，当时的官员们在清朝军队的高压下，尽职尽责。而明朝崇祯皇帝时期国家根本收不上税，不管是国库还是皇帝内库都没有银子。

明朝是正统统治地位。清朝是相当于捡便宜一样，得到天下共主地位。所以明朝收税时是要依法行使，而清朝收税是只要结果不要过程。明朝皇帝有一道祖训。一旦势不可为即刻退守龙兴之地，以待后世。所以当时清朝统治者将当时的人民当做奴隶一样统治，只顾自己享受肆意搜刮，人民财富。

明朝是正统统治地位。清朝是相当于捡便宜一样，得到天下共主地位。所以明朝收税时是要依法行使，而清朝收税是只要结果不要过程。明朝皇帝有一道祖训。一旦势不可为即刻退守龙兴之地，以待后世。所以当时清朝统治者将当时的人民看做自己的财产一样统治，只顾自己享受肆意搜刮，人民财富。

而且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时，从全国各地有名的大商人手中敲诈过来，上亿两白银。而且在当时清朝与世界贸易中是经济顺差，每年利用茶叶，丝绸等中国特产，在与世界各国的贸易之中赚取大量白银来白银。

E. 请问下，崇祯年间全国大概有多少兵力，年税收是多少

5万丁
250个牛录
每牛录200人

每牛录出甲兵15~20人

甲兵3750~5000，按照5：3无甲兵2250~3000

总共8500~10500人（主力）

厮卒10000人（辽人一万）

后金军合计18500~20500人。

4、蒙古哈喇沁4000，其他5000，一共27500~29500人。

F. 据记载，崇祯年间明朝一年财政收入为400万两，而明初一年有4000万石，相当于明末的20多倍，这是什么原因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从根本上讲土地兼并的确是中国古代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不管哪一朝代的灭亡，土地兼并都是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不管收几税，有权优势的地主就是可以向各种办法不交税啊，而且明末的吏治可算是一塌糊涂，贪污舞弊严重；在这刚刚经过魏党祸乱，民心不稳；第三可能在当时在中原地区有严重中的天灾，受灾的地方没办法收税不说还得调集粮食去赈灾，一来一回随手就减少了；第四，李自成叛乱，因为中原地区大部分都受到波及，但是的老百姓不可能在身边还有人造反的时候还老老实实地在家种地嘛，要不就是去逃难，要不就参与叛乱。

G. 明朝一年的税收多少，真的才四百万两白银

没错。就是这么少。一方面是税收低。基本上就十五税一。比现在十税一还低。另个就是明朝的税收是不算商业税的，商业税理论上归皇帝的内帑(私房钱)，但因为没有严格的政策，皇帝仅仅靠太监去收取。所以很不稳定！比如万历皇帝内帑比国库还富！崇祯皇帝穷的如狗！
明朝发展到后期，商业发达，进一步挤压农业的空间，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在商业这块，就导致农民很穷。所以大明税收因为收税困难导致越来越少！商人反而富得流油！比如晋商八大家，比如江浙财阀！

H. 明朝崇祯年间锦衣卫百户的俸禄是多少

锦衣卫百户是六品，以下是大明会典关于六品官员的俸禄

正六品、岁该俸一百二十石。内本色俸、六十六石。折色俸五十四石。本色俸内、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银俸四十五石。折绢俸九石。共该银三十四两六钱五分。折色俸内、折布俸二十七石。该银八钱一分。折钞俸二十七石。该本色钞五百四十贯

崇祯时期也是不同年份不同，起先一两一石米，到后来三五两一石米，折衷三两一石米，也就是一年俸禄六十两 ，明末一两银子大概是现在人民币五百左右。也就是一年三万块，不过明朝后期经常政府发不出钱，或者拿货抵给官员，实际上可能三万都没有，总之是比较惨的。
延伸：一两银子到底值多少钱？要知道万历年间国库年收入才达到200万两，而且还是经过张居正改革后国库收入丰富才有的数字。其实古代大部分老百姓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银子，他们使用的都是“钱”，即铜板，我们常说的“没有钱”，就是指没有铜钱。
白银和黄金是朝廷明令禁止在民间流通的货币，所以民间大多用钱或钞。钞：就是布做的货币。大量使用铜钱不方便，于是“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明史》志第五十七 食货五。所以说，进行大宗货品交易的商人是用钞的，而不是整箱子整箱子的用白银和黄金。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明朝末年白银与现在人民币之间的换算关系。

首先要了解，铜钱，白银和黄金之间的兑换比例。就像现在的外汇价格一样，这是常常变动的，不同朝代兑换比例不一样，同一朝代不同时期也不一样，不像现在1元钱等于100分这样明确。 另外，明朝一斤相当与现在的596.8克，一斤十六两，一两折合现在的37.3克。
根据以下描述：
“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明史》，志第五十七 食货五。
“于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 《明史》，志第五十四 食货二。
“金银的比价从1600年前后的1：8上涨到20世纪中期和末期的1：10，到18世纪末则翻了一番，达到1：20。”
可知明朝前中期黄金白银比为1：4或1：5，而1644年前后境外白银大量流入，1两黄金约可兑换8两白银。
得到第一个结论：1两黄金=8两白银=8000铜钱

要讨论货币购买力，一般通行的是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黄金的价格作为基准来换算的，以国际金价来推算白银和铜钱今天的价值。另一种方法则是同时使用米价和银价作为基准，来进行推算的。
1） 国际黄金基准牌价，金价基本上在600美元一盎司周围波动。我们就以600美元（2006年9月26日）为一盎司。一盎司为31.1克。明朝1两为今天的37.3克。这样一算明代一两黄金相当于719.6美元，以今天（2006年9月26日）的外汇基准价来算，100美元兑换人民币 791.5元来算，相当于5695.75元。根据1两金为8两银，1000钱换算，明末一两白银相当于711.97元，取712元；一文钱等于0.7元。

2） 白银基准国际牌价，银价基本上在11美元（2006年9月26日）一盎司周围波动。同金价的换算相仿，一两银子也就是1000铜钱，相当于104.4元人民币，取105元。
3） 米价基准。根据历史资料记载，米价如下：
明神宗万历时(16，17世纪之际) 白米(石)0.7-1两
明崇祯十四、五年(1641，1642) 米(石)3.6两(南京一带大灾时空前高价)；米(石)5两(上海米价)
明崇祯末、清顺治初 米(石)2-3两
崇祯后期，灾荒加上战争，粮价上涨很厉害，同样1两白银买粮食可能买不了多少，可是买其他东西的时候却有可能很值钱，因此这阶段的数据不能作为一般购买力的参考。这里采用万历时期的最高价格作为一般物价水平，取每石1两白银来计算。明代1石合94.4公斤，按照现在大米价格3元/公斤计算，一石米折合人民币283元，即1两白银折合283元人民币。
这样，我们最后得到三个数据，1两白银分别可兑换人民币712元，105元和283元。其中黄金的价值历史中一向比较稳定；虽然今天的粮食产量比古代大了很多，但是考虑到中国现在14亿人口在消费，而明朝中后期保守估计人口也有七八千万，因此粮食价格可以做为一个重要基准；考虑到白银的比价在各历史时期变化比较大，可参考性比较弱。
因此，我们取黄金基准的712和粮食基准的283取平均值，即497.5元。为了凑整数，便于换算，也便于大家有个感性的认识，这里取1两白银折合人民币500元。因此按照前一个比价的结论我们得到明朝中后期的货币兑换数据：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结论：
1两黄金=人民币4000元=8两白银
1两白银=人民币500元=1000钱
1钱=人民币0.5元
由于实际上，1两白银至少能兑换1500钱，则1文钱=0.33元，也可以大略地认为是三毛钱。
另外说个小知识，1两=10钱=100分，所以，一钱银子=50元人民币，一分银子=5元人民币，也就是10-15个铜钱左右。
这样，我们对明朝中后期到清前期的物价就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概念。
明朝一个从九品官员的月俸是五石，也就是月薪2500元；未入流官吏月俸三石，合1500元，这是政府最基层公务员的工资。正一品官员月俸八十七石，合人民币43500元/月，年薪52.2万元人民币，这可是当时政府总理的薪水，想来也不过分。
在明代，据说一个平民一年的生活只要一两半银子就够了，如果粮食自给自足，钱只用来买点柴米油盐的话，一年750多块钱过日子是挺苦，不过也不是不可能，大家可以问问老一辈，他们过过这样的日子，甚至一些偏远贫困地区现在还在过这样的日子。
袁崇焕杀毛文龙，得到士兵两万八千人，上书皇帝要求：“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虽然这是为了笼络毛文龙的旧部而增加了的军饷，但是也能看出个大概。就是说，养活一万人的部队，每年需要军饷15万两，粮食4.86万石即900万斤。用现在的话换算过来就是，2.8万人的一个军，一年的维持费用为7500万元人民币，可以吧？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募兵，规定每人年饷银为10两，到北方蓟镇后，守卫边墙的募兵年饷增至18两。这都是战略要地的募兵价格，如果不是要参加重要战斗，或者不是在重要地域，募兵的价格要更低：明修《武进县志》称当地 “受募者日银一分”，年饷还不足4两的。到崇祯年间，战乱频繁，大量百姓流离失所，食无所依，募兵变得容易，加上朝廷财政紧张，军饷又比同期低了很多。
因此，得到第三个结论：维持一支万人部队的正常消耗应该是每年白银8万两，粮食4万石。
崇祯三年，御史郝晋言：“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馀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我们来计算一下崇祯三年税赋：辽饷，九百万；练饷，七百三十馀万，加上正常税收二百万，总共是一千八百三十万两。假设国家什么都不干，只养军队的话，能养活180万人的队伍。
综上所述，我们一共得到了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1两黄金=8两白银=8000铜钱，
第二个结论：1两白银=人民币500元，1两白银=10钱白银=100分白银，
第三个结论：一支万人部队每年的正常消耗应该是：白银8万两+粮食4万石。

I. 明朝到晚期为什么收不上来税

汉人的政权，不可能对汉人太苛刻，崇祯时期税收只能收上来80%左右。满清满八旗不但不交税，还能吃皇粮，对交不起税的汉人决不手软，甚至凌迟处死！电视剧天下粮仓有一个镜头，前龙年间河南抓交不起税躲藏在田里的，为使民众出来，官兵大喊大叫：“再不出来，抓住男的割下面，女的割上面”，虽是电视剧，也足以反映满清的残暴。
崇祯时期的赋税同满清初期对比

按照郝晋说的情况，当时加派辽饷九百万，剿饷停罢可不算，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事实上练饷也只征收了五年就停止了]，则额外多加了一千六百多万。这笔额外征收的赋税，真的很多么？是否真能当得起横征暴敛的评价？

不妨看一在正常时期的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多少

万历初期的“两税收入实征白银266万7680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0.8两）。则两税收入可达2217万7358两，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林枫《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1]

农业税收是2217万两，商业税收是340万两[万历时期商业税收最多的时候是480万两，由此大概可以估计出，明朝政府如果不附加额外的税收那财政收入总计大概在2500万两到三千万两之间浮动，崇祯时期应当相差不远。
而额外征收的辽饷加练饷就有1600万，已经在原本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此看来这额外加的税收确实是很多了。但如果就这样来看问题，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问题的关键是明朝政府原本的税收就相当的低！正如我们在文章以前的部分曾经引用过的陈支平的话“自从明初洪武年间根据宋元以来的征赋情况制定了所谓的赋税原额以来，虽然明代经过一二百年的社会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不断开垦，但是政府所能赖以征收的赋役的‘原额’，却基本上是不动的，其实际征收量不但不能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的实际情况而增长，反倒是有所下降的”

“中央政府的财政经不起些微的变故，很快出现入不敷出的困境。”“国家财政用于社会公益的开支并不突出，而一遇到一些局部战争，国家财政的危机马上显现出来。这种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是与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极不相衬的”

可以说明朝政府原本征收的赋税就过低，这才使得国家稍微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大的军事行动，就陷入难以为继，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困境中。这就是在万历时期和崇祯时期几次大规模增加赋税的背景。如陈支平所说：“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着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象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

[关于明代税率高低以及各种摊牌的具体分析,见后文,这里待补,以何种方式插入尚需思考]

即便我们把明朝的粮食赋税乘以三倍，那也不过是十分之一的税率，完全在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对明朝政府来说，可以增加的赋税，即便仅仅是粮食税收就至少可以有四千万两白银多。而崇祯时期额外增加的赋税即便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2000万两不到，而大部分的时间仅仅只有一个九百万两的辽饷，把这样的一个税收当成是横征暴敛，甚至说成是百姓无法忍受，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大原因，只能是笑话之谈！

其实即便是稍微动动脑子就能做出一个判断，象明朝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征收的赋税居然连应付国防开销，都如此吃力，如此紧张，如果这样的赋税算重的话，那就真是见鬼了！无论和同时期的西方比，还是和日本比，明朝时期的赋税尤其是崇祯时期的赋税和所谓横征暴敛根本扯不上半点关系！

如果这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我们不放再把崇祯时期和满清建立初期做个对比。
满清入关的时候很做了一番漂亮文章，比如顺治元年七月，在人类历史上也可以排到前三名的民族屠杀的刽子手多尔衮下谕：“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
是冠冕堂皇，漂亮至极。但是实际情形又如何呢？
“然而，蠲免‘三饷’的谕旨并未严格加以贯彻。除多尔衮边外筑城加派9省额外钱粮250余万两、顺治亲政命抵额粮，及顺治末一度加征练饷，应当指出的是，占“三饷”总额1／3的辽饷停征未久，即‘以前项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也就是说，在实际执行中被停征的仅剿饷、练饷而已。”
这里说练饷只是一度加征，所以没算进去，但其实是应该算进去的，否则的话，崇祯也只不过是一度加征而已。关于加征剿饷的情况，顾??的南明史中是有所提及的“顺治十八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此外清朝还多了一个名目，就是沿海迁界把“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的濒海几十里的沿海地区全部扫荡成白地，且不说这些沿海地区本身人力物力财力的灭绝性损失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光是这些地区被扫荡成白地后，本身的赋税也被转嫁到其他地区，仅仅福建广东两省农业赋税加起来每年就在五十万两以上，如果把所有商业赋税（其中盐税是重头）以及所有其他沿海省份损失的税收加起来，恐怕两百万的是比较保守的数字，“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其（界外）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至有所偿过于其土着者。……自江南达东粤数千里，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

此外满清通过抢劫掠夺这种方式隐性方式收取的军饷更是难以衡量，根据《中国农学史》

“清军在征服中国各地的过程中，‘大兵所至，田舍一空’。经济最称发达的江浙地区，更遭受异常残酷的焚杀和掠夺，扬州、江阴、嘉定、苏州、嘉兴、金华几个经济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杀精光”[p85]

“满州贵族对汉人的统治是极其野蛮的，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到处劫掠烧杀，破坏生产，在北京，附近以至山东、河南境内又大量圈占土地共达168-527顷，牧场和各省六万多顷的驻防旗田还不在内。许多汉人被满州贵族强迫为耕奴[p88][《中国农学史》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南京农学院编着科学出版社1984]

清兵所到之处，许多地方是被烧光，杀光，抢光，由此折合成的赋税恐怕是在千万两级别以上。

但现在所有这些我们都先不去考虑，不妨给吴思留点面子，给满清留点面子，我们只来算一笔简单的帐，假设满清在不加辽饷，不加剿饷，不加迁界摊赔的情况下，仅仅征收万历时期原额赋税的情况下，给人民造成的实际负担是一个什么结果。根据《明代与清初耕地数的历史比较》一文的介绍，满清建立统治之后，全国的耕地面积比起明朝时期有急剧的减少（至于由人口大量损失造成的农业人口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保守估计，明代崇祯时期，全国人口在两亿左右，而满清在康熙初期的人口可能不到五千万，人口损失四分之三以上）。万历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积是1161万8948顷，等于11亿6189万多亩土地，而清代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数量是500多万顷，也就是五亿多亩（事实上即使到了康熙二十多年的时候，由于三藩之乱以及沿海迁界的关系，耕地仍旧是这个水平）[p308]，考虑到崇祯时期由于辽东陕西等地的战争，耕地减少一亿亩的话是比较合理的估算，那么即便到崇祯末期，全国耕地仍应在10亿亩左右，而顺治十八年相比崇祯时期，耕地损失在50%左右。（有些省份，比如四川在满清的屠戮之下，几乎是全部抛荒，“民无遗类，地尽抛荒’，“康熙六年，四川总督苗澄在奏疏中写道‘蜀省自屠戮以后，百里之内绝无人烟’”，谁屠戮的，当然是满清自己屠戮，被某些人说成是屠四川兇手的张献忠死掉的时间已经离苗澄写这个奏疏二十多年了！还有如河南云南贵州这些省市这些地区几乎都是灭绝性的损失）
而顺治十八年，满清征收的农业赋税有多少呢？“清前期田赋以征银为主，也征收一定的米、麦、豆、草等实物。田赋收数，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银2157万余两、粮648万石；”[清前期财政概述作者：史志宏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3879]
这个赋税对比一下“万历初期‘两税收入实征白银266万7680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0.8两）。则两税收入可达2217万7358两”
如果按照粮一石价值银子一两来计算，则满清这一年征收的赋税可达到2800多万两，比明朝经济最发达的万历初期征收的赋税还要多。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但总体上出入应该不大！
以相当于明代百分之五十的耕地而承受明代百分之一百还多的赋税，仅仅按此计算满清时期百姓承担的赋税就已经是明代正常时期的一倍多了，而崇祯时期，即便是增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也从来没有真正达到过这样一个比例。

如果再考虑满清通过其他途径搜刮剥削的百姓财产，比如沿海迁界，屠城抢劫，圈地，逃人追捕等等更是难以衡量。这里的其他方面，比如沿海迁界等问题，我们在后面专论清朝的部分，还会加以专门论述，但追捕逃人，这里不妨引用《清代经济简史》中的一些话简单介绍一下情况，“由于逃人‘关系到旗下资生使唤’，清官方视之为‘清朝第一急务’。严惩逃窝，广事株连。所谓‘一捕十家皆灭门’，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地方各官革职降级的不计其数’”
“从清初逃人律的内容可以看到，对逃人的惩治较入关前‘四次逃者方行处死’为重；对窝主的惩治较对逃人为重大，不但首次即正法或流徙宁古塔，家户入官。而且殃及邻里，甚至殃及佣工、赁房、留宿之家”
而逃人在清初的苛政中还算是比较轻的，同沿海迁界这些比起来只能算小巫与大巫了。

光是罗列数字，可能大家对满清初期的情况还不能有一个形象的认识，我们不妨引用一些当时人的记载。看看请初百姓的负担究竟重到了何等程度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亭林指出关中情况‘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指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至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
注意这是发生在康熙十九年时候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康熙盛世，这个康熙盛世的关中情形，居然比崇祯末还要惨，这大概给某些无耻歌功颂德的龌龊文人一记耳光吧

再看看叶梦珠《阅世编》的记载
“清初‘赔累既穷，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贷营钱、借当钱、掇米钱，借一还百，竟不能清理，家业荡然，性命殉之’”

叶梦珠是上海人，他记录的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情况，“‘赔累既穷，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贷营钱、借当钱、掇米钱，借一还百，竟不能清理，家业荡然，性命殉之’”
在满清的搜刮压迫，横征暴敛之下，不是赋税征收多少比例的问题，而是“家业荡然，性命殉之”，崇祯时期的江南，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没有，一个也没有！

孟森着《奏销案》
“明江南田赋虽重。但常拖欠，而清奏销案。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某探花（叶方蔼）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

这样的事情在明代崇祯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一万三千人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满清不会象明朝政府那么客气，明朝拖欠赋税几乎是家常便饭，名义上是那么多，真正能收上来的，恐怕有一半就不错了，而满清的话，你要敢拖欠一丁半点，那就对不起来，屠刀马上就悬在你的脖子上。

满清雍正编写的《大义觉迷录》中还记载了吕留良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这句话本是作为吕留良大逆不道的罪状被雍正愤愤无比的提及，但无意中却也保留了当时人的一些真实记载（难怪干隆一上台就赶紧把他老爹费了一番苦心编写出来的书当成禁书销毁，他这个当儿子的知道他们满清的那些什么狗屁盛世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有一句真话流传后世，哪怕是作为反面教材，那也是相当的威胁），吕留良主要生活在明末到康熙这段时期，他说的今日自然是指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所生活的康熙时期。明朝灭亡的时候，他似乎和少年英雄夏完淳同岁，是十四岁还是十六岁，说“羲皇以来”自然是有些夸张了，毕竟他出生以前的时代，他也没亲眼见过，无从比较，但至少崇祯时代他是经历过的，康熙时代他也是亲身经历，所谓“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有一点大概是肯定的，在吕留良眼中，这个所谓康熙盛世其实是比他青少年时代见过的崇祯时期还要穷的多！这句话，也从侧面说明了，百姓在满清统治下生活之穷困之艰苦！

如果我们说满清从顺治中期到康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百姓所承受的各种负担总计起来，平均下来应该在崇祯时期的三倍乃至四倍左右（对个别地区就不是三倍四倍的问题了，而是全部财产乃至生命都彻底损失的问题），这应当不是夸张的说法。然而这样的负担显然并没有让满清政府因此垮台，反而是使他们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从横向比较来看，崇祯时期的赋税，比起同期的西方国家，比起日本来，实在并不算重；从纵向比较来看，比起入关后的满清那种穷凶极恶。疯狂至极的搜刮剥削，敲骨吸髓，横征暴敛来，崇祯时期增加的那点赋税就更算不得什么？

J. 明朝每年国库收入是多少

明万历朝张居正改革农业税，把各种劳役食物税收合成一种银税，名一条鞭，尽管被东林党吹捧成中兴善政，但实际每年只有200万两。万历是大明被东林党编排最狠的君王，开收海税每年400万两，监督茶园每年20万两，之后准许明黄大红等犯忌颜色布料民间贩卖收取布税和商税矿税，就是小冰河和万历三大征也没有影响国家繁荣，万历自掏腰包三大征一千一百万两内库仍然有盈余。崇祯朝东林党上台，禁止收取所有万历实现的税收，平反吹捧张居正，把万历中兴所有的功劳归给张居正，并加大农业税征收，将农业税定为三百万两，但实际还是只收上二百万两，还逼迫农民造反。明末对后金用兵先后一共六千万两，张居正朝收支勉强盈余，大明每年的农业税极限就是200万两，万历之后无论皇帝还是朝臣一个赛一个的是败家子，可想这些银钱是谁攒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