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一个月能领多少大洋

① 国民党时期一块大洋 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要看什么时期的，民国早期相当于50多元，晚期只相当于30多元。

以大米、猪肉、白糖、植物油和棉布等衣食用品在上海市场的价格为例(民国元年是1912年，民国成立以前的大洋沿用清朝的):

1872年上白米为每旧石(音担)2.7银圆，计算大米的容量单位1旧石=10斗=160旧斤=177.7市斤(许多人通常误认为1石=100市斤是搞错了)，就是说当时每斤上白米价格为1.5分银圆。这时期1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1百多元。
1901年米价为每旧石4银圆，也就是每斤2.2分钱。这时期的1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70元左右。
1911-1919年米价恒定为每旧石(178斤)6银圆，也就是每斤米3.4分钱;1银圆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2分-1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8斤猪肉;棉布每市尺1角钱，1银圆可以买10尺棉布;白糖每斤6分钱，植物油每斤7-9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这时期逗一块钱地大约折合今人民币40-50元。
1920-1925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9.5银圆，1市石=160市斤，也就是每斤大米5分多钱，1银圆可以买18斤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4分-1角5分钱，1银圆可以买7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2分-1角4分钱，1银圆可以买8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食盐每斤2-3分钱。……这时期逗一块钱地大约折合今人民币35-40元左右。
1926-1936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10.2银圆，也就是每市斤大米6分多钱;或者说，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猪肉每斤大约2角-2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4-5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5分-1角8分钱，1银圆可以买6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5分钱，植物油每斤2角钱，食盐每斤3-5分钱。……这时期逗一块钱地大约折合今人民币30-35元左右。

当时上海的物价比北京(1928年以后称为北平)高出大约10-20%，一般说来，南方的物价比北方高些，城市的物价更比乡镇要高得多。
30年代在北平，一块银圆(大洋)可以请一顿逗涮羊肉地;在上海，一块银圆(洋钿)可以请两客西菜套餐。要逛公园，一块银圆可以买20张门票;要看演出(戏剧或电影)一块银圆可以买10张入场券。至于精神食粮，一份报纸零售3分，一块银圆可以订阅整月的报纸;一部《呐喊》售价7角，一块银圆可以买一本比较厚的书，或者两本比较薄的书。

② 八路军为什么没有军衔

八路军为什么没有军衔?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八路军没有军衔的原因，一起来看看。

八路军没有军衔的原因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实行军衔制(除个别人有军衔)

朱总被授予上将 还许多授予中将少将

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蒋为表示与各党派的团结和笼络人心，特邀周总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还授给他中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中将军衔的人月薪为160块大洋，特准享受每月240块大洋的上将待遇。

第二次合作时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军衔基本都与国军相同。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些将领也被国民政府直接授予军衔。 下级军官和士兵则由八路军和新四军自行授予。

因为考虑到官兵平等问题 只是我们当时没有正真大量授衔 有的干部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军衔 原工程兵学院院长王兆相由师工兵主任调任后方留守处警备团长 在一份公文中看到到是“上校团长王兆相” 才知道自己有军衔了

我们派出部分干部参加国民政府工作， 为了方便交往，他们也都佩戴军衔。

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副官罗梓铭军衔分别为上校和少校。

军衔的等级划分

通常由将官、校官、尉官、士官和士兵构成，有的国家在将官之上还设有元帅，在尉官与士官之间还设有准尉。军衔按获得者的兵役状况和所在部队的专业性质，在横向上又区分为不同的类别。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军衔是军人的终身荣誉，非经法律判决不得剥夺，不犯错误不得降低，具有一定条件的军人退役后，在规定的场合有权着佩带军衔符号的军服。实行军衔制度的意义，主要是有利于提高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性，方便部队的指挥与管理，促进正规化建设，对国际联盟作战和军队间交往也具有重要作用。

军衔等级设置的数量，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最多的设二十多级，最少的只设十几级。军衔等级设置多少，总体上受本国军队的规模和编制体制的制约。欧洲早期的军队最大编制是团，所以当时最高军衔只到上校，将军则是代表君主或元首指挥作战的首领。以后，随着军队组织编制的扩大，将军逐步区分为若干等级，以指挥不同规模的军队。目前，各国军官军衔同军队职务之间有一定的对称关系，通常是少尉对应排长，中尉对应副连长，上尉对应连长，少校对应营长，中校对应副团长，上校对应团长，准将对应旅长，少将对应师长，中将对应军长，上将对应方面军司令官。西欧式军衔传入中国的时间，是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清朝政府规定军衔设六等18级;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规定军衔设六等16级;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军衔等级最多时设六等18级。

③ 首个率部起义的国军将领高树勋，毛主席亲发贺电，最终结局如何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可耻地撕毁早前与我党签订的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悍然对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再次发起全面进攻，枉顾此前与我党的和谈协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径，我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地进行反击，开始了壮烈而又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拥有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先进的武器装备，海陆空三军齐全，反观我解放军别说是飞机、坦克，连重炮都很少。在装备上，我军与国民党反动派相差很是悬殊。

然而，我人民解放军打仗从来都不依赖于什么先进的武器装备，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我军“小米加步枪”照样打赢了“飞机加坦克”的国民党反动派。

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拥有强大的武器装备，可是此时国民党军中的多数将领早已堕落，不知保家卫国，只知争权夺利；不知排兵布阵，只知相互倾轧；不知黎民疾苦，只知贪图享乐，可以说此时的国民党军已是烂到骨髓里了。

国民党军“私而忘公，已无必死之心”，而我人民解放军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可以大公无私，可以团结一心，可以悍不畏死。国民党军没有信念，我军却有，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何有远超我军的武器装备，最后却还是输给我军的最根本原因。

国民党军内部只知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这就让国民党军中少数仍心怀国家和人民的爱国将领十分失望。最后，这些爱国将领为了心中的理想，多数选择加入我军，一同对抗早已烂透的国民党反动派。

提起国民党军阵前起义的将领，我们经常提及的就是傅作义、陈明仁、董其武等起义将领，他们的起义都为我党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好比傅作义，他的阵前起义，使北京得以和平解放，让五朝故都北京及其故宫、天坛等珍贵 历史 建筑得以得到完好地保存，200万北京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免遭兵祸。

当然，说起国民党军的起义将领，除了傅作义、董其武等人，则必然得提起一位起义将领， 那就是自抗日战争以来，国民党军中第一个起义反蒋的高级将领高树勋 。

1945年10月30日，正当国民党军以“受降”的名义，抢占全国战略要地，进攻我党领导的解放区时，时任 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突然在 邯郸马头镇宣布起义，这就是“邯郸起义”。

“邯郸起义”开创了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大部队起义的先例，为我军迅速夺取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当时的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1945年11月13日，高树勋经由邓小平担任入党介绍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01年10月19日，高树勋出生在河北省盐山县高金庄一个贫穷家庭。高树勋有兄弟姐妹7人，家中生活都靠父亲高步午一人养活，因此这让高家的生活是举步维艰，最后逼得只能是廉价卖出家中仅有的几亩薄田来暂时维持家中生计。

卖田得来的钱，只能是暂时帮助高家度过一个难关。当这个钱用完后，高步午只能是靠租种大户的田地来维持家中生计。

但是，高家的生活虽艰辛，可最初在高步午的坚持下，高树勋并没有失去读书识字的机会。1906年，高树勋8岁时，被父亲高步午送入私塾读书。

在私塾读书期间，天资聪慧的高树勋，特别喜欢读书，学习也很是刻苦，他每天从私塾回来后，都会主动地将每日所学的功课再复习一遍，因此他的学习很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高步午对高树勋这个聪明的儿子也是充满着希望，每当家里来了客人，高步午总是用手拍着高树勋对客人说：“我们一家，今后就全指望我这个孩子啦。”。

然而，随着高家的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高树勋在私塾断断续续地读了四年书后，终于还是在1912年秋天被迫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学堂，收拾好笔墨纸砚，回家扛起锄头与自己的父亲、兄弟姐妹在田间辛勤劳作，为家中的生计而努力着。

时间转瞬即逝，来到1914年，这时高树勋16岁。为了养家糊口，小小年纪的他毅然背起行李，前往天津投奔姐夫李银桥，希望他能给自己找一份糊口的工作。

然而，李银桥只是一个在金刚桥上卖烟卷的，自己都顾不来，又怎有余力去帮小舅子呢。因此，来到天津没多久，见姐夫也是有心无力，高树勋就辞别了姐夫一家，往北京奔去。

到北京后，在同乡的帮助下，高树勋找到一份在血料厂里推石磨，加工血料的工作，这才勉强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不过，这份工作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且高树勋还小，体力也跟不上，所以，不久高树勋就又辞去这个工作，找了一份包吃的杂货店工作，当学徒。

但是，杂货店的工作还是不能让高树勋有养家糊口的能力，此时还没等高树勋自己能养活自己，他家里的生活却开始举步维艰起来。不久，高树勋的家中寄来了一份信，信中写道： “家里的生活有些困难，最好找一份管吃管穿的工作，这样能往家里寄点钱贴补家用。”。

看完信后，高树勋明白自己还是得另谋出路，找一份真正能养家糊口的工作。

可是世道艰难，战乱四起，别说是找一份能养家的工作，就是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都难，因此这让高树勋困惑许久。

此时，高树勋每天都在思考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养家糊口。突然有一天，高树勋想到自己有一个舅舅在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里当军医，又想起现在这个世道，要想有一个包吃包住，又能养家糊口，又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的工作，除了当兵，恐怕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于是，经过慎重的考虑，高树勋决定去四川绵阳投奔自己的舅舅。来到绵阳后，在舅舅的帮助下，高树勋顺利在军中补了空名，成为16混成旅一团三连一个小小列兵。

当兵后，高树勋每月都有六块大洋的军饷，因为当兵包吃包住，他不需要花什么钱，所以高树勋每隔三个月就会把十八块大洋寄往家里，在这些钱的帮助下，高树勋家中生活才算是有了一丝的好转。

因为高树勋小时候读过几年的私塾，粗通文墨，所以每逢其他战士要写信回家报平安时，他们都会找高树勋帮忙写家信，每次高树勋都会欣然帮忙，不会拒绝，因此他在16混成旅一团的人缘极好，一团士兵都亲切地称他是“小书生”。

1917年6月14日，张勋趁府院相争之际，率辫子军在北京拥立宣统溥仪复辟，一时间全国哗然。不久，段祺瑞与冯国璋联电数张勋八罪，发表讨伐张勋檄文，冯玉祥率第16混成旅官兵响应讨逆，高树勋随之加入讨逆大军，讨伐张勋。

战后，高树勋因作战勇敢，被冯玉祥看重，升为贴身保护冯玉祥的手枪连班长。

1918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举起护法大旗，反对段祺瑞破坏《临时约法》 。为打败孙中山的护法军，段祺瑞命冯玉祥部第16混成旅赶赴福建，与护法军作战。此时，冯玉样拒不接受段祺瑞命令，在武穴通电全国，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罢兵息争，南北议和。

见冯玉祥居然敢违抗自己的命令，并私自发表议和通电，段祺瑞是恼羞成怒，下令免去冯玉祥16混成旅旅长职务。然而，没过多久，因局势对段祺瑞越来越不利，为缓和局势，段祺瑞只得向冯玉祥低头，约他来汉口谈一谈，冯玉祥对段祺瑞的邀约也欣然应允。

在冯玉祥前往汉口与段祺瑞谈判时，负责保护冯玉祥安全的就是高树勋的那个手枪班。在冯、段两人会谈时，为保护冯玉祥的安全，高树勋是枪不离手，手指始终是压着扳机，处于随时可以开火的阶段。最终，高树勋的严密保护，让冯玉祥得以平安归来。

汉口归来后，鉴于高树勋的出色表现，冯玉祥开始有意地培养他，想让他在今后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不久，冯玉祥就将他送到了学兵营学习，系统化学习测绘、军事操典、射击常识等军事知识。

在校学习期间，学习刻苦的高树勋努力学习各种军事知识，最终以每科全优且名列前茅的成绩，顺利从学兵营毕业。毕业后，高树勋被委任为机枪营司务长。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在冯玉祥转战河南洛阳之际，率军绕道北京万寿山，长途奔袭到长辛店，并很快击败了在此驻守的奉军。凭借着此战的胜利，高树勋升至营副。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再立新功，升任直属队机枪营营长。

次年8月，高树勋升任团长。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北伐。

北伐岁月，英勇无畏的高树勋屡立战功，职务因此也是一路高歌猛进，直至成为国民革命军第12师师长兼青海省代省长。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宣布下野，西北军被迫接受蒋介石的改编，高树勋12师因此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27师，高树勋仍担任师长职务。

1931年初，高树勋的27师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加第二次“围剿”苏区。

在此期间，高树勋被我党强悍的战斗力和为国为民的革命理念所深深折服，他感受到“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为此，自此之后本就有救国救民理想的高树勋，他就不再愿与我军交战。

同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时高树勋响应我党“停止内战，团结对敌”的号召，以部队休整为由脱离“围剿”战场，拒绝参加第三次“围剿”，不愿再参加内战。对于高树勋的请求，蒋介石坚决不肯，高树勋一气之下，便以养病为由跑到庐山，借此躲开与我军的交战。

12月14日，宁都起义的发生，让高树勋是更加不愿意率军与我军作战，为了彻底避免与我军的交战，他索性就不告而别，放弃手中的兵权，躲回天津的家中。

当然，高树勋只是不想与我军交战，但是一旦要跟日寇交战，高树勋没有一丝退却之心。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树勋就第一时间响应，倾尽家产，购买了枪支弹药，赶往张家口，并被冯玉祥任命为骑兵师长，与其一同抗击日寇。

1936年，高树勋又在宋哲元的邀请下，出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次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树勋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师师长，举起抗日义旗与日寇作战。

抗日战争时期，高树勋历任师长、军长等职，与我党进行密切的合作，为国共合作抗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早在1938年，高树勋就与我军有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当时，我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应高树勋要求，派遣钟辉（1955年授少将）、杨志雅（原河南省军区副参谋长）两位同志前往高树勋部工作。

临行前，驻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朱瑞同钟辉、杨志雅这样说道：

钟、杨来到高树勋部后，高树勋十分高兴，在经过简短的交谈后，就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 “等杨先生休息好，派人把他送到一旅旅长张翰泉那里去。钟先生就留在我身边做事，给钟先生上校军衔。他们都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们要尊重他们，他们要做什么要给予方便。”。

此后，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加入到了高树勋的队伍中，在他们的建议下，高树勋下令在本部组建了政治部，并交由钟辉和杨志雅负责。随后，高树勋大力支持我党在其所属的部队中宣传我党的革命思想，并大力推动全军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着作。

与此同时，抗日战争中高树勋始终坚定自己的民族立场，任凭日寇怎么威逼利诱，高树勋都不屈服，不当汉奸，并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的行为。为了国家和人民，高树勋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除掉了暗中投靠日寇的汉奸石友三，一时传为佳话。

1940年4月，石友三在冀南战斗中遭到我军惨重的打击，嫡系部队损失殆尽，为满足他心中的私欲，他居然不顾民族大义，暗中投靠了日寇，并准备拉拢高树勋与日寇一同对付我军。

这时，高树勋坚决表示：“汉奸决不能当，要给儿孙后代留后路” ，他不愿意做汉奸，也不想看到别人做汉奸去做出危害中华民族的事情，所以当高树勋知道石友三做了汉奸后，是毅然决定将其除掉。

12月1日，高树勋与孙良诚密谋，以邀请开会的名义，将石友三诓骗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而后在会议途中将石友三控制。当天夜里，高树勋就命士兵用麻绳套住石友三的脖子，将其活埋于黄河（支流金堤河）岸边。

1945年，中华民族在英勇奋战、悍不畏死的军民的共同奋战下，终于战胜了日寇，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占更多的胜利果实，悍然撕毁与我党签订的各项和平协议，玩弄“假和谈真内战”的骗局，在与我党进行谈判之际，突然向我解放区发起进攻。

1945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对我军发起进攻，企图抢占平津，夺取东北。高树勋被委任为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率所部新8军掩护其他部队打通平汉铁路。

高树勋本就不想与我军交战，一直以来他对我党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都很是支持，他从心里是认可只有我党领导的军队才是为穷人打仗的军队，而高树勋就是穷苦出生，他明白穷人的生活是有艰难。

原本高树勋认为抗日战争已经结束，穷人的苦日子总算是到头了，可是没有想到蒋介石居然还要打内战，因此高树勋是从心里抵触打内战，更别说还是跟自己认可的我军打。

见蒋介石执意要发动内战，高树勋心灰意冷，也很是反感，他不想再为这些只知争权夺利，不管百姓死活的反动派打仗了，他想起义，跟随为穷人打仗的我军一起对抗国民党反动派。

1945年9月上旬，高树勋派人秘密来到我军上党战役的前线指挥部，与刘伯承、邓小平商谈和平事宜，并向我军提供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作战战略及军事情报。

对高树勋的举动，刘、邓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刘伯承亲自给高树勋写信，欢迎他派人和我党联系，并表示高树勋有任何需要，我党都会予以适当援助。

然而，由于高树勋的家人在徐州，被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监视着，所以高树勋并不敢立即发动起义。我党也明白高树勋的处境，竭尽全力救出高树勋在徐州的家人。

10月28日，在张爱萍将军的紧急部署下，高夫人等被安全护送到河北武安伯延，与高树勋团聚。随着家人的平安到来，高树勋终于下定决心，发动起义。

高树勋的突然起义，让国民党反动派瞬间方寸大乱，丧失了固守的信心，最终我军赢得了平汉战役的胜利。

高树勋率部起义后，关于改编问题，11月4日，毛主席亲自致电刘伯承、邓小平：

经过刘、邓与高树勋等起义人员的慎重决议，起义部队改称为“民主建国军”。

同日，高树勋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

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宣布成立，高树勋任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任总政治部主任。

11月13日，邓小平作为高树勋的入党介绍人，介绍高树勋入党，就这样高树勋成为了一位光荣的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高树勋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河北省民革副主委，河北省副省长等职务。

1955年，高树勋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去世，享年74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高树勋出身贫苦，前半生坎坷曲折，喜欢读书，却因为家境贫穷被迫辍学，之后小小年纪为家中生计远离故土，异乡奔波，是推过磨，当过学徒，什么苦都吃过。为了能贴补日渐难以为继的家中生活，毅然选择了当兵，而后便是半生戎马生涯。

然而，无论之前的道路有多坎坷，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他始终拥有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有着坚定的民族立场，不受任何人威逼利诱，只为国为民着想。正是因为高树勋有着这样的坚强信念，最终让他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④ 解放军士兵每月领取的薪水是多少

当前义务兵享受供给制生活待遇，第一年每月津贴700元，第二年每月津贴820元;若两年后晋升士官，领取工资，下士约4500元左右，中士约5400元左右，上士约6400元左右，四级军士长约7400元左右。各地区因为艰苦环境不一样，略有不同。

义务兵服役期间，享受家庭优待金，城镇籍义务兵标准为每户每年12000元-15000元，农村籍义务兵每户每年4500-6000元;到西藏、新疆等艰苦地区服役的义务兵家庭由当地县市区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0元。这个各地区也略有不同。

⑤ 八路军为什么没有军衔。

解放前中国军队都没没军衔，体现官兵平等，只是解放后才有的，有了肩章等军级标志

⑥ 民国时期用的大洋是现在人民币的多少

1912年的北京，一块大洋能买60斤普通大米（孟天培、甘博《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北京大学出版部1926年版），也可以供6个人去东来顺吃一顿羊肉火锅（据《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60*3=180块

1914年的上海，一块大洋能买44斤大米，也可以供5个人去中档的西餐厅吃一顿西餐（据香港名医陈存仁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

• 44*3=132块

1931年春天的广州近郊，一块大洋能买25斤大米或者20斤豆角（玉昆《广州近郊的生活》，收录于《农村生活丛谈》，申报馆1937年版）。

• 25*3=75块

1937年夏天的成都市区，一块大洋能买16斤大米，或者17斤面粉，或者5斤猪肉，或者40个鸡蛋，或者45斤大葱，或者47斤包菜，或者5斤白糖（魏树东《成都地价与房租之研究》下编表1《成都市二十七年六月及七月出售物价表》，收录于《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77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

• 16*3=48块
  

• 1911年相对稳定，粮食价格不是很高，可以算作比较合理的银元购买价格，14年以后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粮食价格一直在涨，所以1块银元约等于现在200块RMB

*从地域上看，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粮价较高，大洋的购买力相对低一些，比如说鲁迅在北京定居时，一块大洋能买五六十斤大米，后来去了上海，一块大洋只能买20斤大米（据鲁迅日记）。

从时间上看，粮食价格越到后来越贵，大洋的购买力也就跟着越来越低。例如同样在北京，1915年一块大洋能买20斤面粉，到了1925年，就只能买12斤面粉了（据孟天培、甘博的调查报告《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

虽然大洋的购买力随着地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终归属于“值钱”的硬通货，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点，不管是谁，只要几十块大洋花出去，一定能买到一大堆好东西。以五四时期曾经跟鲁迅齐名的反礼教斗士吴虞为例，他有妻有妾，有几个女儿，有四个仆人和一个老妈子，一家十几口人，在成都市区过小康生活，一个月下来全家买肉买菜只花22块大洋就够了（据吴虞1914年6月20号日记）。后来他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做教授，请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稻孙等同事吃饭，在王府井大街东华饭店大摆宴席，鱼翅、鲍鱼等名贵菜品应有尽有，一顿饭也只花了25块大洋（据吴虞1922年2月26号日记）。再后来吴虞去上海旅游，晚上入住英租界最豪华的酒店“远东饭店”，要了一所高档套房，每天房费才5块大洋（据吴虞1924年6月24号日记）。

民国前期，北大的教授生活优裕，家家都雇听差、雇保姆，甚至还雇厨子、雇车夫，全部算下来，一个月无非只要花上30块大洋的工钱（仍据吴虞日记）。鲁迅在北京阜成门西三条胡同买下第二所四合院以后，把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都接过去住，并雇了三个老妈子侍候她们，每个老妈子除管吃管住以外，每个月的工钱只花两块大洋（详见拙着《民国房地产战争》第三章，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这说明大洋的购买力确实很强，也说明那时候老妈子的收入确实很低。